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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们存在着,这就是时间。
“不要再思考哲学问题了,我可怜的孩子。”
“您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站起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点燃一枝烟:“你为什么不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呢?迄今为止,你还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的状况很不好,先生。”我们坐下来。
“青年人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虽说不上无忧无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你应该学会享受孤独。你应该去疯玩、胡闹,打趣逗乐,做一切青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精神已经无法很好地集中起来了。”
“是啊,作为酒神流派的最后传人,你失去了激情,你胆怯了,你患了阳痿。怯懦是自私的同义词。”
“文学只是让人生好过一些,并且只是在最后,某种东西郁结于心无法发泄不得已才会诉诸文学,这类似于某种自慰活动。”
“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不,先生,不是这样的,我希求的只是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你太天真了。奴隶主可以和农奴讲平等对待吗?奴隶主说只有取得最大的福利总额才谈得上平均主义,怜悯是一种犯罪,托尔斯泰是个刽子手,奴隶们则不想改变目前的分配方式,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改革实在太可怕了。功利的平均主义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按照西季维克的定义,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这是不对的。奴隶主不能凭藉天赋的优越地位占有绝大部分的分配份额,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一张无知之幕已经拉开,尽管那只是种假设的原初状态,我们可以对它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在无知之幕下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能力,他们只是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行动方式,也就是在所有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最好的。他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偶然性的原则,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不愿冒既有可能做奴隶主也有可能当奴隶的风险,他们只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就是差别原则,亦即只有在使最少受惠者受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差别的存在。正义永远是优先于效率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命令,任何选择正义原则的人都必须接受并服从它。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在楼下吵架。”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摇摇头道:“后来呢?”
“后来我就睡不着了。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说:‘同性恋?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地喜欢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
“可是你又如何知道谁是跟你一样的人呢?他们又不像该隐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女人说:‘我们看下一条短信,我二十二了还是处男,是不是不正常?我的女友不是处女,她是不是不贞洁?这位朋友,你说你二十二了还是处男,这不能说是不正常,只是比较少罢了,至于你女友不是处女就更不能说她不贞洁了……’”
“一位贞洁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哦,培尔·金特,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完成不了了。”
“你们汉语是不大适合于这种文体的,长篇小说是纯西方的东西。外科手术也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把胸腔划开一个大口子在心脏上面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这是异教徒的做法,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
“您信教?”
“信一点。宗教和文学一样,只是为了使人生好过一些。”
“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老陀那个时代的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这种焦虑最集中地体现在佐西玛长老的尸体发臭这样一件事情上。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佐西玛长老的部分,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是将他作为一个次要人物,与主要情节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这次看才发现,这个人物是如此的重要,老陀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全都体现在这个人物的言行之上了。老陀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狄更斯这种作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好坏分明的程度要模糊许多,无疑,对于佐西玛长老这个人物,老陀完全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塑造的。在佐西玛长老出场的时候,我们便读到他对老卡拉马佐夫的说教,告诫他不要贪财,不要淫乱,接着是对信仰坚定但产生了困惑的农村妇女的说教,要她们坚信只有爱才能解除她们的困惑,要她们坚持忏悔,接下去又与伊凡等人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德米特里出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几乎闹到与老卡拉马佐夫决斗的地步,直到佐西玛长老在德米特里脚下俯伏跪拜为止,这一部分结束。我们看到,在这最后一幕发生之前,佐西玛长老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完全符合他的神职身份所要求的。然而,这最后一幕,这使人震惊的最后一幕,到底象征着什么呢?是像拉基金向阿辽沙所说的那样,阿辽沙所最最敬爱的佐西玛长老是在向魔鬼,在向邪恶跪拜吗?老陀的思想就像他自己和他笔下人物(斯麦尔佳科夫、梅思金)不时发作的癫痫病一样不确定,难以琢磨,或许这些都可以在伟大的威廉·布莱克那些惊人的诗句中得到解答:“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显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显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力与排斥力,理智与活力,爱与恨,对人的存在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大地上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有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它们互相为敌。试图将它们调和,就是企图摧毁人类的存在”;“无节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宫殿”;“只有了解无节制的人,才能得到满足”;“疯子若能坚持疯狂,就能成为智者。”毫无疑问,佐西玛长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高僧,但是,他百般教导人们的却是放弃智慧,虔诚地信仰,好像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够忏悔它们的罪恶,虽然他也教导人们寻找和珍惜世俗的快乐——这是因为老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世主义者:在《群魔》里,斯塔夫罗金问道:“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吗?”基里洛夫答道:“不!但我相信在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时候,对了,您会遇到某些时候,时间会突然停住,让位给了永恒”;“您看来很幸福嘛,基里洛夫。”“确实,我很幸福,”后者回答道,那语气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可是不久之前,您还在生气,您还在跟利普京怄气,不是吗?”“哦,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人之所以不幸,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幸福。谁知道自己的幸福,谁就立即变得伟大……一切都很好。我突然发现了这一点。”“假如您饿得要死,假如您强奸了一个小女孩,那同样也很好吗?”“是的,对于知道一切原本就是那样的人来说,一切都很好。”在老陀那里,思想者与行动者是被严格地区分开的,思想者绝不行动,因为思想会妨碍行动,行动者绝不思想,因为行动不需要思想,伊凡是典型的思想者,斯麦尔佳科夫是典型的行动者。
《刀锋》
强烈推荐毛姆的小说《刀锋》!普通的认识,在英国,狄更斯是一流作家,毛姆是二流,毛姆自己倒不在乎这一点,反倒还挺自豪:“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兴趣的引导,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们……才气越大,个性越强,他的人生图画越是光怪陆离。有时,我觉得,后代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他们由于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这些人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因为尽管后世肯定会欣赏他们,被标志为平庸总是不称心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应当承认,人们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里,比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更能看到真实的人生图画”;“小说之所以不真实正在这里。一般说来,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