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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一看，地上的脚印，一路延续到上锁的房门口就停下来了。
“有人进过这个房间。”我说，“而且是最近的事。”
“您别吓我啊！”管理员老太太惊慌地说。
我走到另外一间，房门没锁，我轻轻地把它推开。房里有一张破破烂烂的老式轿子床，泛黄的床单仿佛一条裹尸布。床头放了个十字架。床头柜上方有面小镜子，一只花瓶和一张椅子立在旁边的地板上。衣柜半开半掩的，紧靠着墙壁。我在床边绕了一圈，接着，我仔细端详着床头柜上的东西，几张亲人的照片、几份讣闻，还有一些兑奖彩票。柜子上还有一只木雕音乐盒，上面的小时钟坏了很久了，它始终停在五点二十分的位置。我拿起音乐盒，转了几下，但是，旋律只持续了六个音符就停下了。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有个空眼镜盒、一把指甲刀、一只雪茄盒，还有一面圣母像金牌。就这些东西了。
“那个房间的钥匙，一定就藏在屋里的某个地方。”我说。
“大概在房屋中介那儿吧！我说，咱们还是赶快走吧，不然……”
我的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了音乐盒上。于是，我打开音乐盒的盖子，一把金色的钥匙赫然跃入眼帘，它正卡在机心里。我取出钥匙后，音乐盒便恢复了正常的运转。仔细听听那旋律，原来是拉威尔的乐曲。
“一定就是这把钥匙！”我笑着对管理员老太太说。
“唉，既然那房间是锁着的，一定有什么特殊原因。出于尊重，我们……”
“要不您就在大门口等我吧？嗯？奥萝拉女士……”
“您真是个小魔头！走吧，快去开门吧！”
？16？
正当我要把钥匙插进去时，一阵冷风从锁孔里钻了出来。富尔杜尼先生为了锁紧儿子的房间，用了一把比公寓其他门锁整整大了三倍的锁。奥萝拉女士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将要打开的是潘多拉的盒子似的。
“这房间是不是靠马路那边？”我问她。
管理员老太太摇头。
“没有，这间只有一扇小窗户，还有个小通风口。”
我慢慢把门向里面推开。眼前一片漆黑，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背后那一丝幽暗的微光，也于事无补。面向中庭的窗户上，贴满了泛黄的旧报纸。我把它们全部撕了下来，这时候，朦胧的光线终于钻进了黑暗的房间。
“天啊！万能的天主、圣母保佑啊！”管理员老太太在我身旁低声念道。
整个房间挂满了十字架，天花板上到处都是，都用细绳绑着，每一面墙上也钉满了十字架。感觉得出来，大概连角落里都有吧。木制家具上，依稀可见小刀刻出来的印子，也是十字架，残破的地砖上也有，甚至连镜子上都画了红色的十字。我们在门口看到的脚印，可能就在这张空床前徘徊过吧！这张床已经老旧不堪，床绷上几乎只剩下了钢丝和朽木的空架子了。至于房间另一头的窗户下，有一张加盖式的小书桌，桌子上方放着三个金属的十字架。我小心翼翼地掀起盖子，木制滑盖的接缝处并没有灰尘，据我推测，一定有人在不久前打开过这个书桌。书桌里有六个抽屉，我一一打开检查，空无一物。
我屈膝跪在书桌前，轻轻抚摩着木头上的刮痕。我想象多年前的胡利安，就坐在这里，用他那双小手涂鸦、写字。桌上有一堆笔记本，一个装满铅笔和钢笔的文具盒。我拿起其中一本笔记本，好奇地翻看，上面都是一些插图，还有零散的文字、数学演算练习、几个句子和从书上抄下的摘录。每本都是这样。
我拿起最后一本笔记本，看都没看，就打算把它放回原位，没想到却有张东西从中掉了出来，刚好就落在我脚边。那是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里面的女孩，正是在另外一张被烧过的照片中与胡利安合影的那个。这是女孩在一座宽敞华丽的花园里留下的倩影，花木扶疏的背景中有一幢豪宅，它似乎就是少年卡拉斯在素描里画的那一栋。终于，我认出了那座建筑物：那栋别墅，就是蒂比达波大道上赫赫有名的“白衣修士塔”！照片背面写着简单的一行字：
爱你的佩内洛佩
我把照片放进了口袋，关上书桌滑盖，笑着走向管理员老太太。
“看够了吧？”她着急要离开这个地方。
“嗯，差不多了。”我回答，“您先前说过，胡利安去巴黎后不久，有人寄了一封信给他，但是他父亲说直接扔掉就是了……”
管理员老太太想了一下，随即点点头：
“我把信放在了门厅那个柜子的抽屉里，说不定那个法国女人哪天回来了，可以看看……”
于是，我们走到门厅的柜子前，打开了最上层的抽屉，里面有一只黄褐色的信封，和一块已经存放了二十年的早已出了故障的手表、纽扣、钱币放在一起。我拿起信封，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您看过这封信吗？”
“啊！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您别生气，我没有恶意。既然您当时以为胡利安已经死了，把信拆开看也是很正常的！”
管理员老太太耸耸肩，低头走到门外。我趁机赶紧把信藏在外套的暗袋里，然后关上抽屉。
“我说，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管理员老太太说。
“当然不会！怎么样，那封信里面说了些什么？”
“那是一封情书，写得比广播剧还要凄美呢！因为是真实的故事，读起来更让人感动！我告诉您，我看了都要哭了！”
“那是因为您心地善良，像天使一样，奥萝拉女士！”
“您呢，鬼灵精怪的，简直就是个小魔头！”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奥萝拉女士，同时也承诺，只要对胡利安？卡拉斯的调查一有新进展，一定会告诉她。接着，我便赶往那个房屋中介公司。莫林斯先生那个不起眼的办公室位于佛罗里达布兰卡街。这会儿，莫林斯正优游自得地瘫在办公室里，他是个笑眯眯的胖子，嘴里咬着快要熄掉的雪茄，好像那是从他的八字胡里长出来的一样。
为了尽快切入主题，我报上奥萝拉女士的名字，好像自己是她的老朋友似的。
我编了一套故事，把自己说成了富尔杜尼家族的远房亲戚。聊了五分钟，莫林斯拿出档案夹，准备把胡利安的母亲苏菲？卡拉斯委托的律师的地址告诉我。
“我看看啊！……有了，何塞？马利亚？雷克豪律师，利昂十三世大街五十九号。我们跟他一年只联络一两次，而且都是把信件寄到拉耶塔纳街的邮政总局信箱。”
我把那张档案详细地看了一遍——邮政信箱的号码是2321。
（莫林斯接着讲述了富尔杜尼的故事。）
安东尼？富尔杜尼这个人，大家都叫他“帽子师傅”。一八九九年，他在巴塞罗那大教堂前的石阶上认识了苏菲？卡拉斯。苏菲是个年轻的法国女孩，住在里拉阿尔塔街上的女生宿舍里，平常就以教一些巴塞罗那豪门子弟的钢琴课为生。她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只是耀眼的青春，还有她父亲给予她的音乐方面的训练，他父亲曾经是法国尼姆剧院的钢琴师，可惜一八八六年因为肺结核死了，于是她的音乐教育也被迫中止了。而安东尼？富尔杜尼，他出身优越，不久前刚刚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经营那家知名的帽子专卖店，也希望这个家族的事业可以代代相传。后来，他们在松园教堂里结了婚，接着就在蒙嘉特温泉度了三天蜜月。临行的那天早上，帽子师傅诚恳地询问莫林斯先生，床笫之欢的那档子事应该如何进行才对？喜欢挖苦人的莫林斯随口告诉他，回去问你老婆就知道了。结果，富尔杜尼夫妇所度的蜜月，不到两天就结束了，他们回到巴塞罗那，左邻右舍都说，苏菲是哭哭啼啼地走进大门的。多年后，薇森蒂塔信誓旦旦地说，苏菲告诉她，那个帽子师傅连她一根汗毛都没有碰，于是她干脆主动调情，他却恶言辱骂，说她根本就是个妓女，还说他对她那些猥亵的言行极度反感。六个月之后，苏菲告诉丈夫，她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别人的孩子。
安东尼？富尔杜尼以前多次看见自己的母亲被父亲殴打，因此，在他的认知中，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总是凶狠地揍她，直到她奄奄一息才住手。但即使被打得这么凄惨，苏菲依旧死都不肯透露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安东尼？富尔杜尼自有一套逻辑，他认为有魔鬼作祟，这孩子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罪恶之子，而罪恶之父只有一个：邪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