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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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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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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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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
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
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
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
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
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
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
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
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
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
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
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
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
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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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
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
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
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
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
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
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
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
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
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
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
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
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