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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民”是我们的班主任，平时总是两件旧中山装轮流换，头发也乱糟糟的状如雀巢。我们人文学院开会时，副院长调侃他说：“这位教授虽然长得老农民一个，却是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农民……”从此，我们就管班主任叫“老农民”了。他没给我们开任何课，我们一学期都见不上他几面，至今还不知道他名字的正确写法。不过他带着湖南腔的那段关于“外企”的话我们却是经久不忘，每次开班会搞活动叉叉都会模仿一遍。
何维哈哈大笑起来，半晌才说： “他又不给我们安排工作，难道要我们自生自灭？他以为学了一些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就能混饭吃了？我得自己养活自己。”他停顿了一下，忽然对我说：“不过你嘛，不用愁，多半是作家了，说不定还是当红的美女作家——你可比什么卫慧之类PP多了。哪天签名售书时看见了我，不要忘了请我吃顿饺子。”
离开食堂去上课时，我发现我对何维的话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没什么文化，自然不可能为何维的将来出谋划策。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何维是一样的。我们都只有靠自己。
晚上去学生会开会，我顺便问了周丹“寄托”的情况。她说： “现在GRE机考了，分数普遍提高了。我都没怎么复习就考了2300分。我打算报明年五月份的托福……”
又是一个前赴后继者！
开完会，周丹把我留了下来。她拿出两张工作证，给了我一张，说：“后天是校园歌手大赛的决赛，是今年学生会组织的最大的活动。我们每个部都要派人协助宣传部工作，我们部就我们两个去——”她见我不吭声，又补充道： “其实没什么工作，只是票太紧张，所以拿工作证做个幌子。”
周丹一定以为我会因此感激她的殷勤。可是，我并没有要去看的意图。如果她给我票，我还能转送给罗曼、蒋蓉她们，给我一张工作证我有什么用？
我小心翼翼地说： “周丹，是这样的，上个礼拜香港浸会大学来了几十个的学生，我和我们班其他几个同学负责教他们中文。星期三我还得去呢……”
“不能改个时间吗？”周丹没想到我会拒绝。
我面露难色，说：“我和他们不熟，不好说话……没办法，拿别人的钱就得好好替人家干活。不过，谢谢你帮我弄了一张工作证！不如问问我们部其他人吧……”
周丹点了点头，说：“想去的人一定不少。唉，为了这次门票的分配，学生会里外不是人了……这几天头儿每天都往学生会跑，大概她也看到水木上对她的口诛笔伐了。”我知道他们喜欢叫学生会主席“头儿”。这一届的“头儿”是个女生，很难得的，本该是三万宠爱集一身，没想到现在不但工作、人品遭人唾骂，连长相都成了众多清华学子的箭靶了。
临走时，周丹叮嘱我不要忘记写生活部一周简报。我如释重负地出门。
星期三确实要去教香港学生，只不过我灵机一动把时间改了。我是下午去教他们，校园歌手大赛是在晚上举行，本来一点儿也不冲突。只是临近期末我得抓紧时间复习和写论文，不然会影响我的奖学金和推研，既然我不打算本科就出国。再说，为了这次歌手大赛学生会名誉扫地，我乐得和它划清界限。
不过，我没想到自己眼睛不眨地就找到这么一个完美的借口，自己都差点相信了。看来没有人天生就会说谎，都是日积月累磨练出来的。长此下去，说不定我也能成为那种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大红人。
能教这批香港学生纯属意外，本来，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大一暑假期间，也有一批香港学生来清华学中文，学校派我们班接下了这个工作。朱慧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布，而是和魏婷婷几个死党去做了他们的辅导员。我当时在学校里碰到他们还奇怪，北京的学生怎么放暑假了还不回家。
后来不知道谁捅了出来有这么一份1500RMB的美差，何维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追问朱慧有没有这回事，弄得朱慧脸上很不好看。
上周上课的时候，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忽然宣布学校来了一批浸会大学的学生，问谁愿意去做他们的辅导员。来上这节课的人本来就不多，何况这次教中文得占用期末复习和寒假部分时间，所以教授统计了半天还缺一个人。朱慧赶紧说：“老师，我们班今天有人病了，他们也许有意……”
就在这时，我举起了手。教授记下了我的名字。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打破游戏规则的意味。既然我本来就要留在学校里很久，既然我需要挣钱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顾虑重重呢？没有谁规定好事都得他们占着。
稍后和我那组学生见了第一次面，五个女生和一对情侣。其实，我们只是名为他们的辅导员，他们在清华有正规的课程和专门的中文老师，我们不过是在他们学习之余陪他们玩玩，给他们答疑。
我们一组人绕着清华园闲逛，他们吃力地用中文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颇让我哑然失笑，比如“香港人是不是和内地人不一样”。
室外的天气很冷，他们这些香港学生嘴上说着“不冷”却已经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们回到近春园宾馆，窝在他们房间里打扑克。我教他们玩“吹牛皮”和“五七官二三”，他们教我玩“盖棉被”和“升级龟”。
我曾经疯狂地痴迷香港的流行音乐和电影，对香港的感觉就像是艾敬唱的“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虽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它在我心里的版图上却仍是有些模糊的。
看着那些香港来的我的同龄人，我不禁有些可怜他们。虽然他们生长在一个富饶的花花世界，可是他们的心灵归属却是虚空的。有点像Miss Wong的小儿子，本是中国人，却不会说中文，张口就是流利的E文，却又带着地方口音。他们在言谈中总是把“香港”和“中国”当作并行的概念，动辄“你们中国学生”如何如何。我都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你就是中国学生”。
星期三下午，我步行去近春园宾馆教香港学生。6号楼和近春园隔着半个清华，可是地上积着雪，雪又碾成了冰，车技欠佳的我只能乖乖地走路。
我教的那组学生已经等在大厅了。我微笑着上前，说： “你们好——今天打算学什么？”
我们组惟一的一名男生高涣强俨然是他们的代表，他用走调的中文对我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雪。我们想看雪人……”
我恍然大悟，说： “香港一年四季都很暖和，难怪你们不知道雪是什么了。”
可是我又很为难，因为他们通通没有堆雪人的经验，我也只会想当然，让我一个人动手准失败。看着他们一脸的渴望，我计上心来，说：“这样吧，我去叫两个男生过来，他们肯定会堆雪人。”
我走到宾馆门口打公用电话，接电话的是叉叉。
“叉叉，我是Angel，何维在吗？”
“他去自习了。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吗？”
我心中有些沮丧。我知道何维肯定会二话不说就过来，偏偏他不在。其他男生我又不熟……“叉叉啊，我教的这些香港学生从来没有看过雪，他们特别想亲手堆一个雪人。我好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我真的不会。你帮我问问哪些男生能过来帮我这个忙？”
“这样啊……你等等好吗？”
过了一会儿，叉叉告诉我： “我和崔英杰马上就来。你们在哪里？”
我连忙说我们在近春园宾馆的大厅等他们。香港学生们一听有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生专程赶来和他们一起堆雪人，不禁开心地大叫起来。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比我们内地人要直接、热烈得多。“他们好好哦！”一个小麦色皮肤的骨感女生说。
崔英杰和叉叉不一会儿就骑车赶到了。
我们一起走到近春园的荷塘边。半个世纪前，朱自清在这个荷塘散步，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虽然朱自清先生的白玉雕像立在大礼堂那边的荷塘，我心里却固执地只认同此地的荷塘。
连着下了好几场雪，荷塘上早已覆盖起厚厚的冰雪。几个孩子在上面追闹嬉戏，还有男生穿着轮滑鞋在冰上如一尾优美的鱼。近处雕梁画栋的长廊和高处飞檐翘角的亭台恰到好处地点缀了近春园的画面，使轻盈而单调的白色因富于变化而显得生气勃勃。
“你们敢不敢下去，融雪后这里可是一个池塘。”我故意吓唬那些香港学生。
他们很灵活地沿着石头爬了下去，嘴里说： “不怕不怕，我会游泳。”
我们向荷塘中央走去。崔英杰抓起一捧雪，稍稍在掌心里挤压了一下，突然向高涣强扔去，嘴里笑着说： “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