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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兹，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维特耸耸肩。“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被关了20年或是30年，然后再放出来……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嗯，他妈的！”
“麦兹，你想得也太夸张了。”
“马克，你听说杰森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
“谁是杰森？”
“是在你来以前的一个人。”
“你是说长得很高，脸上有疤，还会用头跳霹雳舞的那个家伙？”
“不是啦！我说的是那个很安静，总是在煮东西的家伙。”
“他是L区的吗？”
“不，是K区的。”
“你看到了吧？”维特对我说，“某个人一离开这个地方，就会彻底被大家遗忘了。现在还有谁在讨论小吴、霍尔还有哈维的事？根本没有人再想到他们。该死！这好像是我一年来第一次想到那些家伙呢！外面的人也早就忘记我们了，好像我们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样子。”
“跟死了差不多。”
“我可不会这么惨。”东尼说，“我是活着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很好。”东尼伸手到裤袋里，拿出他藏着的一块春卷，在其他人能抢走前把它一口塞进嘴里。“我还要再说一次，”东尼嘴里塞满食物，含糊地说，“小王，这玩意儿他妈的真是好吃！”
亲爱的朋友
一年后我收到了凯文的信。他被指定到沙加缅度附近一所警备森严的监狱服刑，在洛杉矶以北距离约五百英哩。（译注：Sacramento为加州的首府）我总是要求学生们在写作时要描述特定的细节，而不只是概括性的说明；而凯文依照我的建议，在信中仔细介绍了他的例行日程、囚房布置和餐厅伙食中几项具代表性的菜单。（根据他的报告，监狱里的伙食比管训院的要好！）凯文还告诉我，他的室友是一位老先生，两人相处得很好。他也问我的近况，想知道我是否仍在管训院教书，是否仍在写有关修女的那本小说。
我回信给凯文，告诉他我生活得很好，写作班越来越稳定，而且我终于完成了那本小说。其实那本书能完成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之前花了近六年的时间，摸索着如何改进失败的初稿。我在偶然的机会下，受邀到新罕布什尔州一个艺术村度过好几个月，在那里我当然持续地写作。最后我觉得对爬格子这件工作简直是受够了，决定暂时停笔，好好休息一下。
也许是因为寂静，我住的小木屋和其他人的隔了好几亩的森林，屋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或电话。也许是因为秋天如诗如画的景色，也许是因为我放在阳台躺椅边的那一箱美酒……不管是为了什么，我的心在几天后真的开始放松了许多，又开始文思泉涌。
有一天下午，当我正在天马行空地想象时，突然领悟到那本小说的问题所在，而且毫不费力地想到了解决的方法。在离开新罕布什尔州之前，我的书就完成了。我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教训，就是自己以前根本不了解所谓创作力的来源。
我也告诉凯文，在艺术村的时候，我曾向其他同行简介写作班的情况。我和他们分享了几篇男孩们的作品，包括两篇凯文写的散文，得到极为正面的回响。但听众中有一名女士，想知道我为何选择到一所观护机构当义工，而不是其他地方，例如到一个地区治安不好的学校帮学生做课后辅导。
“我认为你做的事非常好，”那名女士对我说，“但如果你能在一些孩子们变成严重罪犯之前来教导他们，不是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吗？”
我必须承认，对于有犯罪可能的青少年来说，早期的辅导课程是非常有效果的，而一般的勒戒辅育中心对于惯犯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我向那名女士坦承，我到K/L辖区教书的最初目标，并不是要拯救、改善那些男孩，或甚至要他们学会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我会在那里，是因为那些孩子们对大人的鼓励有强烈的响应，而且他们的文笔非常真诚感人。这种师生间的互动，即使并没有进一步形成在教室以外的成功，仍是极有意义的。
“但你不会感到沮丧吗？”另一名作家同仁问我，“你明明知道那些孩子只能够和你相处这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发掘自我，彼此也培养了感情，但最后都还是要被送到监狱去。”
这是父亲对我提过的问题。在我还没有回答之前，另一位同仁又补充问道：“你有没有担心过，你的好意可能让男孩们以后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呢？那些孩子将来要面对的是监狱险恶残暴的环境，而你教会他们变得敏感，善于表达情绪，这些对一般的社会生活虽然是很重要的自觉力，但孩子们为了要在未来的环境中求生存，不是又得把学到的这些通通放弃吗？”
这些问题都问到了重点。自从两年前我开始教写作班后，我就有很多机会在想：如果一个正面的经验不能永久维持，那么它的价值何在？要怎样衡量表露感情或怀抱希望的优缺点？在我和男孩们共同经历了一切美好和可怕的回忆后，我只能说，哪怕只有一点收获，也比完全没有要好。凯文总是问我为什么去管训院教他们，而我就在这封信中给他回答：理由不是因为我总是享受教学，也不是因为男孩们喜欢上课，而是因为大家似乎都同意，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就连声称写作班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的荷西，也从来没有翘过一堂课。
我向凯文报告其他男孩的情况：原来班上的学生维特、戴尔和托亚，都已定罪移送监狱。王彬已经回家，他的状况很好，不但在父亲的公司工作，还在一所小区大学修课。达克也去了监狱。但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大家很意外地看到他走进教室，手臂下夹着一本越南读者看的杂志。
“我的诗被刊登出来了！”达克开心地说。这个刚到管训院时连英文都不太会说的男孩，变成了班上第一位有作品刊登在印刷物上的学生。之后有好几个月，管训院里都在传阅达克这篇名为《我的生活》的诗作。
赛文不幸列在移送郡立监狱的名单上，某一天就突然消失了。但六个月后他又被送回来，脖子上多了一道可怕的伤痕。原来他在监狱里被一群成年犯攻击，割破了喉咙，所幸没有伤到颈动脉。赛文的伤口缝合后，有关单位就把他送回管训院，理由是“安全上的考虑”。赛文重新加入了写作班，成为其他少年犯学弟的前辈；然而他原本充满希望的写作风格，在这场灾难后变成了绝望与气愤。
卡洛一开始让我很迷惑。他的风格很多变，这个礼拜写一首温柔的情诗，下个礼拜就突然变成暴力和自我憎恨的声明。而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故事，描述他参加一场少棒赛，在父亲面前击出一支致胜安打的经历。
……当我走出球员休息室，父亲拦下了我。“儿子，你打得很好！”谢谢你，老爸。当你没有打我时，你是多么好的一个父亲！这个想法在我年少的心里不断萦绕着……
过了一个星期，卡洛写了一首诗，是关于他被父亲殴打和咒骂时，蜷缩在房间一角的感受。这首诗的结尾写着：
但我仍然对每个人微笑，
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
时间已过了两年半，
我最美好的少年时代也快结束了。
我现在终于学会，
要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但我学到这些已经太晚了。
不久之后，卡洛又写了一篇名为《梦想》的散文。但他不愿在大家面前朗读这篇作品，只是把它交给我，请我为他打字。
我父亲对我的梦想，在1997年6月27日这天完结了。在那之前的14年，这个梦想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父亲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就好像我代替他在这世上重新活了一次。但我们两人的梦想已随父亲一同消逝了。那天晚上，我因为谋杀罪而被逮捕。
一位教会的义工证实了我心中的疑虑。“卡洛曾在作文上提过他父亲的事吗？”义工问我。
“有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那位义工摇摇头。“我真希望有所谓‘严重受虐儿童的保护法案’。那个孩子应该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接受辅导，而不是在这里等着被关进监狱。”
我也向凯文描述了写作班的新学生：一位是说俄文的亚美尼亚男孩，有严重的怯场。一位则是有口吃毛病的男孩，向我表示他参加写作班真正的期望，是能够有机会和我讨论他的作品（事实上是讨论任何主题），因为他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