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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代里，像其他同情学生选择的教授们一样，福柯也对他自己教学方法的某些方面做了些修改。他从未有过地尽力缓和了（如果不是完全抛弃了）他对别人作品的习惯性关注态度。同时，他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讲课，丝毫不去（像这个时期许多激进教授所做的那样）隐藏或软化他那独特才智的力量和权威。“当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讲课的时候，”他解释说，“我就告诉自己：人们付给我薪水，是要我向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我必须使我的演讲或课程略微适应一下这种要求，这恰恰就像做一双鞋子一样。我设计一样东西，并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为此煞费苦心（也许不总是这样，但常常如此）。完成之后，我就把它带到讲台上，对它加以说明，然后就把它交给听众，让他们拿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制作某种产品并把它交给人们去消费的工匠，而不是一个驱使奴隶干活的主人。”在实际生活中，福柯并不反对学生对他恭敬，因为学生是学徒，他是师傅。然而他谦逊地以工匠自比也绝非全是虚情假意：终其一生，他一贯地藐视那种为一群逢迎的弟子包围的学术带头人角色（这种角色，拉康就扮演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他宁可简简单单地以他自己作为样板，让学生走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愿强迫他们和某种教条保持一致。
尽管如此，要在樊桑纳大学树立一个样板，却日显不易。这个校园一直在动荡不已，罢课、游行和教室示威此起彼伏。遵照时下流行的一句激进派名言——“我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最危险的敌人”，好斗的学生们已将福柯的课定为破坏的目标。
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和左派团结一致，或从房顶上投掷石块（那是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各种极左派在他的教室里胡言乱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柯开始感到（他曾谈到过这一点）自己颇似在夏朗东（Charenton）的萨德：他在疯人院演出教人们造反的戏剧，结果却促使疯子们对教师本人造起反来。
怎么办呢？福柯的办法很简单：他尽可能少地待在校园里，而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他的思维活动再次发生新的转折。在樊桑纳大学，他告别了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讨论过的方法论问题，开设了一个题为“性论”的系列演讲，由此又回到了“极限体验”的一个领域里来，而全面研究这种“极限体验”，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许诺。他还重新提出“伟大尼采式探求”这一指导性思路，在樊桑纳开了一门关于尼采的课，在此基础上写成“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一文——他惟一的一篇论述这位最受他青睐的哲学家的重要文章。
他现在断言：“肉体是Herkunft之所”（Herkunft是尼采用的词，意即“起源”），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但按福柯的描述，这种“起源之所”也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然而即使在这里，肉体仍呈现着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如同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尼采派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仔细审视这一战场，识别出尚能起作用的一切肉体的力量，甚至那些处于“边缘”的肉体力量。福柯认为，这种审视，事实上是可以实施的，只是必须运用“一种连自身都能够离解的离解性眼光”。惟有这样一种眼光，才能够揭示“被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毁坏肉体的历史”。
由于亲眼目睹了突尼斯学运的惨烈“牺牲”，并在樊桑纳勇敢地参加过战斗，福柯在1968年5月后变化了的条件下，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足：他要去直接探讨肉体在政治和历史中的地位，试着了解它的创伤，改变它互相对立的需要和弱点的结构。
他曾经指出：“‘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肉体的；‘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存在本身的激进性。”
同时，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他周围的政治和社会的运动，他的研究却仍旧几乎完全集中在过去上。“历史学具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更重要的任务，”他在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写道，“它必须是一种关于精力与弱点、鼎盛与衰竭、毒药与解药的鉴别知识。它必须是一种药物学”——至少在历史学家本人看来是如此。
或者，正如尼采本人在一句为福柯所引证的格言里所解释的那样，“在现在、在单一的文化中生活，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良方：许多不会在其中适当地呼吸的有用的人会死去。我们可以借用历史为他们提供空气。”
1970年以后，福柯自己的“适当地呼吸”变得容易多了。从12月份开始，他荣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由此获得了一个比樊桑纳更高级的讲台，可以更方便地展开对“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了。
数年来，福柯一直渴望着得到一个与他的才能相称的学术职位——不是在索邦大学，就是在法兰西学院；数年来，他一直在为获得这一职位而拼命钻营，寻求像乔治·杜梅泽尔（他本人于1968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一类朋友的关键性的支持。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特有的机构，其起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和其他高级学术机构不同，它不要求成员有文凭，也不向学生授学位，它的本国籍的讲座持有人（总共约50人）是由教授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旨在奖励法国最杰出的文理科（包括从音乐到数学之间的各个领域）学者。当选者按要求应每年开出一门课，专门讨论他们未完成的新作。这些课应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听，无需注册。
1970年12月2日，福柯的一些著名的同辈学者、老友和一支青年崇拜者代表团涌入法兰西学院，来听福柯的就职演讲。让·拉古蒂尔（Jean Lacouture）在《世界报》上描绘道：在一群“翘首以盼的”听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带象牙色泽的光头；他的举止像个佛教徒，他的眼神闪着摩非斯特式的狡狯，即使这种庄严的场合，也不能使他爱说反话的习性有所收敛”。
他的演讲颇像走钢丝，在仪式的要求和他自己思想的表达之间灵巧地玩弄着平衡。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他的演讲也许是他伪装得最巧妙的一个作品。一位很有眼力的评论家对此作了这样一个总评：“他用象征的方式，向听众们纵论数百年的历史，仿佛概述的全然是一些有关真实、合理性和正常性的研究方案。他的声音，就其讲究格言式省略法而言，颇似贝克特；而就其令人生畏的洪亮音色来说，又很像勒南（Renan）。”
通过那些“格言式的省略”，福柯扼要地谈了谈自己的“短暂存在，这种存在为了被抹消，无疑已得到了表白”。他巧妙地提到了某些类型的“话语”可能会引起的“不安”，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野蛮的外在性空间内的真实”的时候；因为，即使现代的学识也常常表现出“那些被人们想像成‘邪恶’的权力和危险”，无论其看上去多么“庸俗乏味”。
他向听众们解释说，对话语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样的礼仪，有可能把这类“权力和危险”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强加一些逻辑和语法规则；审查某些词语和论题；规定在某学科内可以接受的各种研究和计划；只认可关于某些选定作品的某些评论方式；将作者假定为作品的自觉的（因而是负有责任的）、创造性的本源。福柯指出，所有这些相互间毫无逻辑联系的计谋，都可以被用来“祓除”话语中的权力和危险，就像牧师们曾试图祓除恶魔一样。由此看来，控制着语言的那张错综复杂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