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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思考》的尼采，在1953年8月西维塔维齐亚的阳光下对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令福柯着迷的那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尼采自己在为弄清他是谁，人还会变成什么而苦苦思索时留下的一种直接副产品。收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一书中的四篇论文是在1873年到1876年间写就的，即是说，在他那部处女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rn Geiste der Musik）受到冷遇之后。尼采这本书初版于1872年。书中，这位早慧的德国古典主义者（他27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悲剧理论。照尼采的看法，“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使两个无时间的倾向互相对抗：一种是阿波罗式欲按比例正确宜人的形式塑造世界的倾向，另一种则是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欲粉碎这种形式，欲猛烈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界限的倾向。《悲剧的诞生》有一些著名的仰慕者［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都是学术界的门外汉。当该书问世时，尼采的古典主义道友们纷纷指摘其学识，奚落其历史论点，而全然无视其挑战性的新世界观。年轻教授下一个冬季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研讨班也随之土崩瓦解。在一系列身体上的麻烦（胃功能失调、严重近视、神经紊乱等）的折磨下，尼采感到愈来愈孤独，对于他将向哪里去、将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彷徨。“自由人的使命就是为己而活，不去顾及他人”他在自己这个时期的一个笔记本上写道。“大多数人显然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必然性。”透过力图顺应他人的期望，“人们表现出一种可怜的谦逊……。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目标，则谁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存在宗旨。”④
《不合时宜的思考》中的文章，无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尼采寻找他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别必然性”的努力。他后来解释道，《不合时宜的思考》提出了“关于我的未来，……我的内心深处的历史，我的变化趋势的一种看法”。其中最首要的，是那篇题为“教育者叔本华”的文章，它阐明了已成为尼采自己终生寻求的目标的内在逻辑，这一目标即：理解［如《瞧，这个人！》（Ecce Homo）的著名的副标题所说的］“人怎样成为自己（How one bees what one is）”。⑤
福柯的个人图书室里就藏有那本标满阅读记号的《不合时宜的思考》。由此看来，他显然是被这一具有诡辩色彩的使命打动了。在“教育者叔本华”一文中，福柯标出了尼采的一段关键性的话：“对于人必须破解的那个谜，人只能在存在中，在作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在不可变化的自我状态下，去加以破解。”⑥
这句话概括了一个怪异难解的信条。这是一句我们应努力加以理解的话，——不仅因为福柯在阅读时认为它重要，而且还因为它直通他自己“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内核。
“教育者叔本华”的开头几句话，以简洁的笔法道明了尼采的中心论点：“有一位旅行者，他曾周游过许多国家和民族，足迹遍及好几个大洲。有人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他回答：好逸恶劳。有些人总以为他会回答得更精确和更真实一些的，于是他们都害怕了。他们躲到习俗和信念后面。基本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来这个世界不过一次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偶然事件，无论多么不寻常，能再次把这种惊人的多样性结合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只不过他做贼心虚似地藏而不露。”⑦
因此，对一个人进行适当的教育，让他学会同一种真正原初的心灵交谈，十分重要。尼采坚持认为，只有一些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才能教导一个学生“藐视这种用因袭的方式进行的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揭露“隐蔽的真义、每个人的内疚以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这个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感召下，这个学生最终可能学会停止藏匿，并“听从他的良知，这良知向他大叫：‘做你自己！你不是你现在所是的任何东西，思想吧，欲求吧！’”⑧
这就是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这似乎也是尼采对福柯的影响。然而乍看上去，无论是尼采还是福柯，很难说谁会坚定不移地怀有什么类似的情感。像福柯一样，尼采大半辈子都反对那种认为自我纯属某种外界赋予的东西的观点，在两个人的心目中，“真实”，包括关于人的自我的“真实”，“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尼采曾经指出，“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个社会结构”，而我们的自我也不过是某种偶然的和变化着的东西，是各种文化和肉体力量的某种变动不居的安排的产物。⑨
倘若自我，像真实一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那么题中应有之义似乎就是：人本身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但尼采和福柯同时又认为，人是由许许多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则、准则和规范塑造而成的，而那些规则、准则和规范，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所规定的。作为一个历史的创造物，每个人都体现着自然与文化、混乱与秩序、本能与理性的一种复合，而人的那相互迥异的两个方面的象征，在尼采看来便是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和太阳神阿波罗。
尼采认为，如果人想设计“一个他自己的存在宗旨”，就必须设法把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相互平衡。但他担心，基督教已教会了欧洲人去憎恶肉体及其未驯化的动物活力。而且，随着现代国家调节生活各个领域的能力的增长，人的狄俄尼索斯方面正濒临消失。由于国家极力让人们遵守那种最令人麻木不仁、最整齐划一的文化法典，狄俄尼索斯方面深受其害。尼采在1887年的一个笔记本里写道：“一旦我们拥有了全球性的经济管理（这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类就会发现它彻头彻尾地成了一架为这种经济服务的机器，那将是一部巨大无比的发条装置，由无数极其微不足道的、极其精细的‘被改造过了的’齿轮所组成。”⑩
“成为自己”，看来绝非易事——尤其是在上述情况下。一开始，人们必须重新找到匿形于其中的混乱，那是一个无定形的肉体活力贮存库，这种肉体活力，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所言，甚至还可以使我们这些现代文明的创造物得以“生出一个舞蹈明星”。开发我们自己动物本性的原初要素，在尼采看来，就是重新掌握“超越性”的神秘能力，就是运用他所谓的“权力意志”。不过这种能力尽管十分重要，尽管能起解放作用，它还只涉及人类复合物中的狄俄尼索斯要素。
与之相反，阿波罗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意志的势力范围以外。一种文化在向人们反复灌输过行为方式之后，便把根子深深地扎向了过去。而“意志”，如尼采所言，“不能向后行使自己的力量”。在一种传统中生长的人，起初可以把它的文化遗产当作风俗习惯的一个安稳的避风港来经历。但对于每个人安稳的日常事务，若从细加以检讨，人们就会从一种“因袭方式和公认见解”的宽慰人的虚饰下面，看到特别偶然的一串“片段、谜和可怕的事故”。任何文化都在每一个灵魂中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见解、要求和欲望。对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并尝试改变它们，实际上是每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解决的难题。
“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没人能够替你搭桥，只能靠你自己，”尼采在“教育者叔本华”中写道。“不错，有无数的通道、桥梁和半神人物愿意带你过河，只是需要你为这些付出你的自我。你会把你的自我抵押出去，然后失去它。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条仅供自己走的路。它通向何方？不要问，走就是。”
诗一般的话语。但什么意思呢？尼采如何能断定每个人都有“一条仅供自己走的路”？身处十字路口时，我们怎么会知道哪一条路确确实实是我们的？
第三章 袒露的心袒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