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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第12—13页；英译，第6—7页。
关于“积极性”（positivity），可参见AS，第164页；英译，第125页。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te）试图淡化“positive”一词的科学和道德的内容，因而他对于“positive”、“positivity”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有些模糊不清。我在这里对“positivity”作的界定，得益于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语言、真理和理性”（Language； Truth and Reason）一文中的论述，见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编：《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Rationalism and Relativism）（Oxford； 1982），第53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2页。关于《疯癫与文明》中的“极限体验”，参见该书的原序，FD（1961），第1、3—4页，也可参看下面第四章的详论。关于巴塔耶的这一思想，主要可参看《内心体验》（Léxperience intérieure），莱斯利·安娜·波尔特（Leslie Anne Boldt）英译（Albany； NY； 1988）。关于文学艺术在掌握真实游戏和“符号游戏”方面的意义，参见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
“作者是什么？”（1969），参见注释上文，第78页；英译载LSP，第177页。
“会谈”（1981年的谈话），见热拉尔·库朗（Gerard Courant）：《维尔纳·施罗特传》（Werner Schroeter）（Paris； 1981），第39—40、45页。
OD，第37页。NC，第125页；英译，第124页。MC，第396、398页；英译，第384、386页。
VS，第54—55页；英译，第39页。
“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新闻周刊》（Les Nouvelles）（1984年5月30—31日），第21页；英译载PPC，第156页。艾里邦在1990年3月29日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说，福柯曾在修改谈话记录稿（这是他的习惯）的时候，亲笔写下了他的著作都是“一些自传的片段”这句话。艾里邦说，“他清楚地知道这句话要被人们引用，所以写得特别仔细。”参见“真理，权力，自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2），载路德·马丁（Luther HMartin）、哈克·古特曼（Huck Gutman）和帕特里克·哈顿（Patrick HHutton）等编：《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mherst； Mass； 1988），第11页：“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我的自传的一部分。”福柯关于“体验”的哲学价值的疑虑，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得到了最充分地公开表达：参见AS，第26—27页、第64—652；英译，第16、47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10、35页；英译，第38—39、71页。
同上书，第35页；英译，第71页（黑体字是我强调的）。参见同上书，第3页；英译，第29页：“我不为自己或他人构筑有决定性价值的一般方法。我所写的东西并不规定任何东西。……它至多带有工具和空想的或梦幻般的特点。”
UP，第13页；英译，第7页。
RR，第210页；英译，第167页。
同上书，第11页；英译，第4—5页。
“和福柯的一次谈话”（1983），载RR，英译，第182。
UP，第14页。关于这段话，参德勒兹：《福柯传》，第102—103页；英译，第95—96页。也可参见列奥·伯萨尼（Leo Bersani）：“教育学和鸡奸”（Pedagogy and Pederasty），《拉利坦》（Raritan），Ｖ，期１，1985年夏，第15页。还有一个背景情况可以帮助理解这段话：在1990年3月22日的一次匿名谈话中，福柯的一个最亲密的合作者回忆起他在福柯逝世的几个礼拜前曾和他讨论过这句话；当福柯被问到他是否想用“摆脱你自己”这句话来取代“认识你自己”这个希腊古训时，他回答道：“是的。”
伯萨尼：“教育学和鸡奸”，参见注释上文，第21页。
VS，第206页；英译，第156页。
参见德勒兹：《福柯传》，第103页；英译，第96页。
达尼埃尔·德费尔：1989年10月和亚当·布洛克（Adam Block）的谈话；布洛克是一位美国记者，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同德费尔谈话的录音带（内容主要是关于德费尔在AIDES里的工作）。
《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7月1日），第１８页。也可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53—354页；英译，第329—330页。并可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112—113页；英译，第99—100页。我关于这次典礼的描述，也是概括自一位不愿披露其姓名的合作者（1990年3月22日）、达尼埃尔·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以及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1990年3月26日）的一些谈话。
罗贝尔·巴丹特尔：“以词的名义”（Au nom des mots），载《米歇尔·福柯：一个关于真实的故事》（Michel Foucault： Une histoire de la verité）（Paris； 1985），第75页。
UP，第14—15页；英译，第8—9页。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1）
●1980年4月19日上午，拉丁区的街道一片沸腾。约５万人排着长长的纵队，尾随让—保罗·萨特的灵柩，向蒙帕纳斯墓地进发，去参加他的葬礼。天空灰蒙蒙的，可人们却好像在过节。谁也不曾料想会有一场示威游行，然而在悲哀和感激的情感激励下，这场示威游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人群逶迤路过萨特曾经常出入的花神咖啡馆、法兰西学院和他的故居时，旁观者默默驻足，侍者鞠躬行礼，父母把孩子举上肩头。自他第一次赢得存在主义先知的声誉之后，40年来萨特一直就是勇气、批判的独立性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的国际象征。巴黎人有理由记住这一时刻，因为他们这时所目击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生的结束，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消逝——那是一个哲学家被认为是希望之光的时代。①
不过在法国，由于福柯一类思想家的崛起，那个时代实际上好多年以前就结束了。自60年代中期以来，萨特大无畏的人道主义风格，他对于自由的热切呼唤，他对于责任感的高度重视，一直招致非议，而在那些批评大合唱中大都能听到福柯的声音。
但尽管如此，福柯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仍像所有活着的人们一样为萨特的榜样所激励。在整个70年代，两人曾无数次地并肩前进：抗议工厂工人的苦境，倡导监狱状况的改善，要求法国政府更多地关心越南难民。无论他们在哲学上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分歧甚多），也不管福柯曾多次声言（他确曾喋喋不休地如是说）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来的料子。②
所以，当福柯过去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参加葬礼时，他一点也不曾犹豫：怎么，我当然要去啦！在那个阴沉沉的春天的下午，当他沉没在沿塞纳河左岸林阴道前行的巨大人流中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现了他的路和萨特的路相交。他的在场就足以说明，他是承认萨特的伟大的，尽管有些不大情愿。
不过对他的那位旧门生（他在队列中一直跟福柯走在一起），福柯既未表示他尊敬萨特，也未表示他热爱萨特。就在他们跟着棺材走的时候，他像个年轻人似地解释道，“我想抛弃的，正是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萨特的影响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词：“恐怖主义”。③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Waiting for Godot第二章等待戈多其实早在30年前，二战余殃尚存的时候，就开始了萨特时代的终结。萨特是在1945年秋被公众奉为亨利·伯格森以来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名士的。也正是在这个秋天，福柯第一次来到巴黎。这时他年仅18岁，然而已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了。他朝气蓬勃地开始寻求一种自己的、不受萨特的压倒性影响约束的声音。
这个法国首都被盟军解放还不到12 个月。尽管城市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的遗迹仍随处可见。食品和燃料短缺，许多人的精神创伤有待愈合。家庭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或许更重要的，是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