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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mile Zola）“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①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在法国，他被视为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世界报》（Le 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报》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别副刊，详细介绍了这位伟人的生平和著作。举国上下的传播媒介都洋溢着一片赞誉之声。
在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对福柯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有时几近苛酷。”著名古典学者保罗·韦纳称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可能是法国当时还活着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颤颤巍巍地向福柯的亡灵致敬，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奖之辞铺天盖地而来，赞美者中既有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内阁部长和正在变成老人的毛主义者，还有工会领袖和刑满释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明显的虚情假意，只需把这些赞誉之辞排列一下，就不难看出福柯在社会上拥有何等的影响了。②
由讣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作而开始成名的。他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这个论点更广的含义只是在数年之后才为公众所看清，因为那时福柯这本书已被一个“反精神病学派”团体奉为经典。拉英（RDLaing）、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学者就对福柯大胆的论点、高质量的学术和优美的语言，表示过赞赏。他的名望开始在法国上升。而随着1965年《疯癫与文明》英文版的问世，他又开始蜚声海外。③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The Death of The Author第一章作者之死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该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比较研究。尽管常常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如珠。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福柯用这句话，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预告了“人”的死亡。正是这句话所引起的争论，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④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还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等仗义执言。与此同时，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个新高峰：踏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导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后尘，他于1970年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约就是他的那种“权力”概念。他公开承认尼采是他的榜样和先驱。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
他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这或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上述权力概念阐述了现代监狱的兴起。虽然他像通常一样使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他那别出心裁、狂放不羁的论点又一次震动了人们。在监狱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地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那么严酷，现代监狱才集中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一般说来正是现代世界典型的强制形式。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⑤
尽管福柯只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明确地谈到权力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始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从《疯癫与文明》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经常在他的书里出入的人物们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寓意剧——从绞刑吏拷打凶手，直到医生禁闭狂人。
社会难道真的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而获得解放吗？所有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到萨特——都做过这种解放之梦。然而，如果认真读读福柯那部无所不包（而且还未写完）的《性史》，我们就会发现此梦简直无从实现。在本书引起争议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驳斥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化是性压抑文化的流行观点，但他提出的新观点却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促使新的性反常行为疯狂增长；这些性反常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难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种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称：是的，死于“性病”，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那是赋予一种怪异得令人作呕的生活“一副不可变换的面孔”。福柯还套用人们在赞美十字架上的耶稣时使用的语式，称赞为自己的色情活动殉身的人显示的，不是天国上帝永恒的荣耀，而是“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他的隐形的真实，他的可见的奥秘”。⑦
这位哲学家，就像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译者注小说中某个虚构人物一样，或许也会这样预先评论过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义。这就足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