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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互牵挂着，毕竟分别还没几天，我还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之中，没想到，冬就主动来信了，尽管她信中的话语有些干瘪，我还是感到了一个纯情的姑娘需要爱情抚慰的渴望。谁不是呢？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矜持到近于陌生的程度。
“安其儿”还为我带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南京寄来的。信中附寄了一张放大了的照片，背景是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一位背着书包的姑娘带着满面春风的笑容，亭亭玉立地站在桥头。信中，姑娘大胆地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难于正面回答的问题：“你愿意和我成为终生的伴侣吗？”问得我非常突兀。
这姑娘我是熟悉的，她也是“师训班”的学友。只因为一件事，她把我列入了她的人生计划……
有一天，教室里只剩了我一个的时候，她来到我的身边，很神秘地告诉我，她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并且摊开一张试卷，让我帮她做题。一看，试题并不难做，我仅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做完了。“哦，这就是所谓的‘开卷考试’吧？”我想。很快，她得以有幸被录取到南京某重点大学，学习军工方面的专业。她就这样光荣地成为了这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知道她的文化功底，一步跨进大学课堂，那知识却欠着一大截呢。我也清楚，她得以上大学，并不完全在于我给予她的帮助，而是“大革命”以后的招生制度把幸运之神带到了她的身边。一个贫下中农出身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得到了基层组织的推荐，大学招生并没有明确所具备的学历。
“工农兵大学”什么样？我想。
我既然没有那样的幸运，便没有对她的奢望了。
我把信寄还给了她，勉励她不要因为我分散了学习精力，因而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这时，我已经确切地体会到爱情给予我的鼓舞。我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变得那么美好，我迈着轻盈的步伐，哼着“样板戏”曲调，穿过乡间的羊肠小道，踌躇满志地到学校当我的“孩子头”去。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
伤痕累累，瘢迹重重，
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
蓬勃旺盛，倔强峥嵘。
崇高品德人称颂，
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工农兵大学”什么样？无可遐想。
25 开垦“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有了许多（四个或者五个）女儿的母亲，性情温和，待人热情大方，从她那大大咧咧的言谈举止，尚能见到她青春的活力。我绝对相信，如果不是孩子们的拖累，她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女活动家。在“人多力量大，增产有办法”的口号激励下，人们把“多子多福”、儿女成群看成一种荣耀，就像我母亲希望能有一个女儿，最终却生了六个儿子，我们的女校长想生个男孩才生了那么多的女孩，因此，当她每生一个孩子还是女儿，大家仍然祝福她再生一个是男孩，所以，她或许还是要继续生下去的，直到生个儿子为止。女校长杰出的治家本领把繁重的家务和学校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完全由她严格地掌握着学校制度并且兼任一年级教学。我带着三、五年级“复式班”。
每堂课四十五分钟，我得用一半时间为这个年级讲课，用另一半时间为那个年级讲课，而且学校没有富余教师，得语数包干、课课到堂。我几乎整天都在声嘶力竭地从上学讲到放学，嗓音不堪重荷。尽管如此，我还采用了许多办法，激励孩子们提高学习兴趣。
但是，根据“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的“劳动课”比重很大，似乎只要劳动好，即使学习成绩差也是好学生，录取大学生不是也不注重文化考试嘛。因此，除草呀、积肥呀、割稻捡棉花，常常有任务分配下来，觉得学校只是为了培养“劳动能手”而已。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这幢丑陋的校舍，原来是这些还在呀呀学语的小学生挖土搬砖，承担了大部分繁重体力劳动建起来的。这就是教育出成果吗？我们这栋丑陋的校舍，不正是我们这些年幼体弱的小学生不可思议的成果吗？
然而，结合劳动，我企图诱导孩子们尝试写作。我引导学生们在劳动中留意劳动场面，辅导学生如何细心观察事物。结果，一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那灰高头（方言：上面）有很多蛆，我不怕”，以表达他在那令人恶心的小虫面前的勇敢，而且错字连篇，“灰”写成“飞”，“头”写成“土”，“蛆”写成“七”，我琢磨了老半天方解其意，很让人哭笑不得。五年级呀，仅能写出这样丑陋的文字？我面临着“未开垦的处女地”，掂量着自己肩头担子的分量。
可是，在作文讲评的时候，我肯定这位学生观察事物是具体的，尽管文字很丑陋，却显示了一种可贵地起步。我想，许许多多的文学家都应该是类似观察那粪便上蠕动的小虫而得到启蒙的吧？我仍然抱着在我的学生中一定有“天才”诞生的充分信念，我应该引导他们丰富自己的观察，丰富自己的想象，丰富自己的书本知识，任务艰巨着呢。
我在教室里制作了一块精致的学习成绩表，用小红旗标示出每个学生每一次的优秀成绩。
“一面红旗代表我们攻克了敌人的一个碉堡，比比看？谁得到的红旗最多？谁攻克敌人的碉堡最多？”我也学会了用时髦的激励手段鼓励孩子们。每写一篇像点样的日记画个小红旗，一次没有错误的作业画个小红旗，一次满分的小测验画个小红旗，甚至背诵一篇课文、默写一篇课文的生字等都画个小红旗。
这方法特灵，很快就把孩子们的学习兴致提起来了，生字生词记牢了，课文背熟了，数*算弄懂了。往往一篇新课文刚开讲，一下课就有许多学生找着要背书画红旗，真可爱的一群单纯的孩子呀。我的教学负担也随之轻松了许多。
26 人生的十字路口
正当我兢兢业业创造我的事业的时候，我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关于我的灾难。一天晚上，我伏在煤油灯下精心地制作教案，突然有几位称是县里的干部专程来找我来了。齐刷刷的一队人马来到我家，不亚于六月间飘起大雪半夜里有鬼叫门让人发怵，因为不明来意，我只能故作镇静小心认真地回答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突兀之中作了回答。
“你在青山水轮泵站工地干过？”
“是呀。”
“你都经常和哪些人在一起？”
“都是民工啊，或许还有住户吧。”
“你们做了些什么？”
“挖土哇，挑土哇，还洗过冷水澡哩，再没干别的。”
“不唱歌？”
“哦，唱，还很喜欢唱哩。”
“都唱什么歌？”
“语录歌、红太阳颂歌、样板戏，我这儿还有一些歌本呢，拿给你们看看？”
“不用了。不唱外国歌？”
“不会唱，不过……”我想了想，“好像听到过一首吧。”
“什么歌？”
“有一首歌，好像是这样的，我哼给你们听听？‘红梅花儿开，开在小河边，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国歌，那调子好像不一样，该不会是靡靡之音吧，不过我唱不全。”我说。
“是你自己会唱的还是跟谁学会唱的？”那几位干部好像来了精神。
那时，有一些从长沙城里下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俗称“知青”）来到我们村里，也有上了工地的，我确实听到那里面的哪一位哼过这首歌，便告诉他们是谁。
“你和他关系怎样？”
“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食堂吃饭，不过，他（他们知青）没有我们舍得吃苦。”
就是这样一篇谈话，他们做了原本的记录，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还得打上指母印。在谈话中，我始终感到茫然。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听到一个可怕的说法：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公安部门正在追查。来找我的那些干部或许就是公安或政法干部，因此，我的名誉在这次谈话以后受到严重损害。有人告诉我，上面不打算让我当民办教师了。我隐忧是那位惯于玩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