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啾Ｖ兀 蔽以诶锩媛谒芰系首由希丫崃髀妗５搅�11点45的时候（午时三刻），给他在地上点了3根软五牛。。。从小学一年级认识江海开始，到最后2000年他被枪毙，17年，两个朋友，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高一那次百花潭后门群殴他不帮我顶了，那我多半就会被少管，出来后也有可能走上他的这条路，现在枪毙的，就有可能是我。。。眼睁睁看着这种过命交情的朋友上刑场，那种孤独、无助、沮丧、愤懑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甚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见任何的很煽情的东西竟然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情，冷漠的吓人。这种感觉几乎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
江海枪毙没有多久，我突然收到了两封信，这是我在宁夏街收到的唯一两封本系统的朋友写进来的信，信上面满是关怀和鼓励的话语。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算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给我写了信。这两个朋友应该也正在看《让青春继续》，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我会永远记得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鼓励的话语！
周干把信拿给我的时候，我正带着几个人在库房里面整理打成捆的盒子。库房外面的坝子是车队的坝子，外面太阳毒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正坐在一辆双排座车子旁抽烟。周干把信给我之后就回管教办公室去了。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信，突然听见外面一声爆吼“打死他狗日的！”我和几个人冲到门口去一看，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正把一个人按倒在地，拳打脚踢！那人被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只会捂着头满地乱滚，后来甚至基本上都不会动了。我看那人穿的衣服不是车队劳动犯穿的那种专门的黄褂子，而完全是社会上的衣服，我日难道是看守所的工人？
车队，水电工，清洁工，厨房这些劳动犯和我们巷道里的劳动犯不一样，我们是因为余刑太短，所以按规定不能上山去劳改队，只能留看守所改造。而他们一般都是余刑还有好几年的，能够留在看守所混日子都是因为有特别硬的关系（因为这种留所的名额非常之少）。他们都穿着现在看守所的那种黄色的褂子，比我们要自由得多，几乎就和看守所的普通工人一样能够在监区内部四处活动（甚至有传闻说他们的监室一般都不锁门的）。
我看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看我。我是我们劳动组的将军，带着这几个人来仓库的，这里我就是最“大”的了。坝子上没有管教（估计都在管教办公室睡午觉），旁边围墙上也没有武警在巡逻，空空的坝子上就是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在打那个看守所的工人，还有仓库门口我们几个巷道内劳动组的人在看。我发了一下怔，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躲已经来不及，车队的那个人已经看见了我们。
他们慢慢走过来，领头一个娃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是哪个巷道劳动组的？”我说“3巷道”。他打量了一下我，说“你是围子上的人？（将军）”我点头。他慢慢地说“你们看到啥子了嘛？”我赶忙说“啥子都没看到。。。我们在打捆，我们没有出过仓库”。这些人都是些惹不起的，不要说我们普通犯人，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管教都要让他们三分，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有非常硬的后台。
后来我们几个就赶忙回到仓库内继续打捆，直到周干来把我们带回监室。晚上，我被叫出去了，老子晓得要被盘问了。在管教办公室坐了好几个管教，另外还有几个穿便服的（外面的刑警？）一个管教问我“下午你们在仓库劳动，听见外头有啥子没得？”我一看他的警服，肩膀上三杠三星，晓得是个大官（可能至少都是看守所副所长那个级别的），再仔细揣摩了一下他的问话：“听见”，不是“看见”。老子心头有点谱了，说“没得啥子啊。。。我们下午任务多，忙得打转转。。。没有听到啥子”有一个穿便衣的看着我问“真的没得啥子？你再好生想一下！”我狠了下心，说“没得！”
这个事情后来在我要放的时候周干才给我说，幸好我咬死说啥子都没有看到，不然连他可能都会有麻烦。如果是以前在大学的脾气，我可能多半都会老老实实的说。但是现在，的确，已经成熟了太多太多了。。。。
又过了两周，唯一一次接见来了（判了刑的可以申请见亲属）。我本来给我妈写信说下个月就要放了，没有必要接见了。但是妈妈回信来说还是非常想尽早看到我，让我申请接见。接见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是2000年7月18日，因为那天下了瓢泼大雨，而我妈撑着雨伞，浑身淋得透湿，从郊县坐早班车赶到成都。
当我在接见室隔着铁丝网看见我妈时，内心猛地疼了一下。我怪她不该来，浑身都淋湿了。妈连声说没事没事，能够早点看到你也好。我轻轻点下头。妈妈接着又说家人都还好，叫我不要担心，安心改造，不要在剩下的这20多天出什么问题，要平平安安的出来。还说父亲工作太忙，实在不能来，叫我不要埋怨父亲。我问“妈，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她说“没得事，我等会儿出去就在人才市场门口吃碗面，那儿面便宜，才两块五。。。对了，我刚才已经给你存了500进来了”我忙说“还有200多，够用”，妈妈说“你把钱拿到嘛，出来了那天就在八宝街上好买两件衣服来换了。。。”
接见完回监室后，花狗给我说“你老妈对你还好哦，下这么大雨都来了！”我故作满不在乎的说“喊她不要来她非要来，简直麻烦！”然后趁人不注意，一个人走到里间，把脸埋到臂弯里，因为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妈妈，亲爱的妈妈。。。儿子，不孝啊！
快要刑满释放的时候，某天经过302，死皮哥把我叫住，告诉我成娃儿已经又被送到宁夏街来了，不过在2巷道那边。某天杨干找他谈话乱摆，“无意间”告诉了他成娃儿在2巷道的监室号码。于是死皮哥让我争取找机会带个话给2巷道那边的某位老大，把成娃儿狠弄一顿。几天后2巷道的劳动组下料，东西太多，我们管教带我们切帮忙，我悄悄咪咪找到一个2巷道劳动组围子上的人，给他说死皮哥带话过去。过了一会儿，那娃发料回来后小声给我说“搞定了，绝对要弄瓜！”我轻轻笑了笑。后来杜强好像是取保出去了，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他大概是在我释放的前一两周放的，走出3巷道的时候我们劳动组正在巷道门口装车，他还偷偷和我告了别。
离释放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最后的几天，我反而很平静了，不再像刚刚判决下来时那种天天数日子的急切心态。到了释放的前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已经关了这么久，不可避免的对外面已经有了陌生感。不知道出去会后怎么样。以至于根本不敢去想。。。
在入狱半年后，2000年8月初，我终于走出宁夏街第一看守所的大门。站在一道门的里面，对着武警喊了最后一声“报告！”，然后走出了铁门。站在看守所门外，我觉得阳光都有点刺眼，而且猛然扑面而来的自由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街上树德中学赶着去暑假补课的中学生嘻嘻哈哈地往前跑去，我慢慢地走在这条早晨的街道上，旁边的人一看我那个穿着像民工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刚放出来的，纷纷避开我走路。
在八宝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打了个电话到广州。程璐的手机已经换号，办公室电话打过去说是她已经调到到省局了。我赶忙又打了一通电话，很费了番周折才查到程璐在省局的办公室电话。是个小mm接的，我说“我是程璐的同学，她在吗？”小mm说“不在，去深圳开会了。你有事的话就打她老公的电话啊！”我呆住，心一下子掉到了无底深渊，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她。。。她结婚了？”“都结婚好几个月了，你不知道啊？你不是她广州的同学吧？。。。”我默默地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在街上，半天起不来。
我成都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住的地方了，到了郊县我父母那里，安顿好之后，我想了半天，给大傻打了个电话过去。他一听是我就大骂“我操你丫怎么回事？跑到北京去了怎么不告诉我？连胖子都不知道！”我茫然，一问，才知道程璐看我过了春节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打我手机根本不通，于是只好给西安的大傻打电话问知不知道我的消息。大傻有我成都家里的电话，打过来后，我家人可能也是觉得难以启齿，就只好说我去北京一个软件公司上班了。大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