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缓缓脱掉衣服，自打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之后，我还一直没洗过澡，浑身都馊了。站到热水底下，舒畅的流水从头顶冲下，我暂时放松下来，感到酣畅淋漓。
洗完澡我擦干身体，回到房间，周炳国已经躺到床上。他没有睡觉，而是睁大眼睛，瞪着天花板，依然在思考着。这回我没有打扰他，而是把桌上的杯子拿到水池里刷刷，然后泡了两杯热茶，坐在床边，又点了根烟。
不出意外，警察应该很快就能锁定我们所在的位置，给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尽快从周炳国的嘴里套出林慕的消息。
刚刚在那个居民楼前，周炳国给我讲述那个案子，我从头到尾又回忆了一遍，依然找不到这和林慕有什么联系，哪怕一点点的我想要知道真相，还得从周炳国的嘴里套出来。
我转过头，拍拍他：“刚刚你还没说完呢？”
“什么？”他突然反应过来，茫然地看着我。
“你说的那个杨东，那个变马戏的，他和林慕有什么关系？”
“哦，你问这个。”他缓过神来后答非所问，“我前面在想，警察怎么会来得那么快？”
我的心紧了一下，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周炳国正紧紧地盯着我，他是否从我的微表情里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我正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措辞掩饰过去，他倒率先扯开了话题。“那个杨东还有点儿小名气。”他又回到了当年的案子上，“当年经办此案的民警，后来对杨东的身份作了详细的调查，这个杨东——不简单。”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周炳国讲故事，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还打断问上一两句，他都耐着性子跟我解释。我大致了解了此案发生的背景。
杨东是山西人。这个也是目前为止最靠谱的推测。其实并没有证实过，在杨东的尸体上没有发现诸如身份证之类的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之所以有这个推测，是因为杨东不仅在街头卖艺，而且还在不大的县城里，操着山西口音给人算命。
有人叫他杨菩萨，还有人叫他杨半仙，民间的说法是这人有点儿法术，会招魂。当然这是很扯淡的事儿。在听完周炳国的讲述之后，我大致判断，杨东所用的伎俩，就是我所在的城市被称为“关亡”的东西。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骗人伎俩，大致是说，通过神神道道的咒语，能让询问者死去的亲人附身，然后趋福避祸，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至于他那个砍头的把戏，在后来若干年里，电视上也演过类似的玩意儿。杨东的道具到底奥妙在哪儿，以及为什么那个小女孩会发生意外到现在还没有个定论。他在逃跑之前，把那个道具彻底给毁了。没准儿他还带走了几个零件，后来勘察的人员死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玄机。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问题始终围绕着那具小女孩的尸体被藏到哪儿去了而展开，还有那个小女孩姓甚名谁，从哪里来，都一无所知。周炳国的这些信息，仅仅填补了案子本身的一些空白，我依然不知道它们和林慕有什么关系。
我皱着眉头听完周炳国的讲述，他也发现了我心中的疑问。
“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童年的林慕就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里。”周炳国说。
“什么？”我竖起耳朵，把身子倾了过去，好像没听明白，“你说什么？”
周炳国把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林慕也从来没有和我讲过。
“然后呢？”我接着问。
窗外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周炳国的第六感依然敏锐。他突然停止说话，站起身来走到床边，隔着窗帘向下望去。
“怎么了？”我佯装问道。
他突然紧张起来，把手指竖在嘴前：“是警车。”
我心理暗暗在骂娘，警察似乎在和我作对，早不来晚不来，两次都是在紧要关头，就在真相近在咫尺的时候出现。
周炳国从窗台快速地撤离回来，从床上拿起衣服穿上，然后带着我悄悄走出房门。门外的走廊里站着个收拾房间的阿姨，推着一车浴巾床单向我们走来。看见我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吓了一跳，然后本能地侧过身体，让我们先过去。
“未必是来找我们的吧？”我拖延着时间。
“安全第一。”周炳国严肃地说。
我和他走到楼梯口，听见楼下有人在和前台的服务员用本地话说着什么。隔得太远我听不清。我和周炳国下了两节楼梯，就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旅馆很小，根本没有藏身的地方。周炳国加快了脚步，就在转弯处，还有个类似于安全门的通道。
如果那两个警察真的是来找我们的，这是我唯一逃离的机会了。后来想想，什么叫命中注定，什么叫老天有眼，也就是这个意思。周炳国打开那个安全门的瞬间，也是我纠结的开始。
还是原来的问题，如果再放周炳国走显然不妥，可一旦我们被警方控制住，林慕的案子是否还能重新翻出来，我还是否能够参与其中就成了未知数。
犹豫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几秒钟足够了，警察越来越近，很快就能看到我们了。周炳国挥舞着手势让我快点儿。我脑子里想着事儿，本能地听从着周炳国的指挥，紧接着一脚踏空，把脚脖子扭了一下。
我发誓这真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周炳国赶紧过来搀起我，警察已经看到那扇安全门了。我们只得再回到二楼。警察听到动静，快步跟了上来，大喊一声：“站住！”
原本周炳国有多种方式来应对眼前的事件，可以和警察周旋，或者逃跑，就算最坏的打算被抓进去，依然还有谈判的余地。可偏偏当时周炳国紧张也好，脑子一热也好，用的是最愚蠢的办法。
我们来到二楼，后面的警察紧随而至，周炳国跑过先前的那个保洁阿姨身边，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用手勒住了她的脖子。更直观一点儿说，他用手推车上的一把美工刀，绑架了一名人质，来威胁警察。
“把刀放下！”警察的枪已经掏出来了。
周炳国急了，一失以往的沉稳和睿智，憋着嗓子让我快踹开房门。我站在那里没有动。
“快点儿！”他突然愣住了，随即反应过来，盯着我，“是你，是你报的警！”
我没说话。警察已经悄悄潜过来了，周炳国凶狠地看着我，却没注意自己的身体已经暴露在对方射程之内。我用余光看到了警察的动作，还没来得及阻止，枪声响起，周炳国中弹。
周炳国被送进医院，我也被捕了。
漫长的调查期枯燥又折磨人。就像一部晦涩的艺术片，我得不停地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由于我所在单位的强势介入，当年的侯文杰案得以重审，并着这一年来在我身上所发生的那些离奇的事件，都重新作了梳理。
我在拘留所里待了两个月，形势稍有好转，起码暂时洗清了我的冤屈，主要表现在我不用蹲在拘留所的笼子里独自面壁思过了。但每天还是要到局里报到，工作肯定是暂时被停止了，他们还得防备我会悄悄地溜走。
案子究竟查得怎么样，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一无所知。这些天我就像个被人唾弃的社会公敌，无人理睬，即使我找到原来的那些同事，仅仅是为了唠唠家常，也被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生怕牵扯进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上面说过不能出城，更别说出国了，我想要找个地方散散心，也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一直到了第二年春天，事情才算有点儿眉目。据说当时参与包庇案的一干人等轻则被撤职，重则被追究法律责任，几乎无一漏网，也应了那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俗语。
周炳国团伙中，王小山被捕了，他会受到什么审判还不知道，其余一干人等还在逃，相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负责此案。由于案子涉及敏感话题，一律谢绝媒体采访。而此案的核心人物周炳国，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并没有死，但至今没有醒过来，在医院的特殊病房里看护治疗。
我的直属上司找我谈了一次话，是关于我今后去向的问题。我不太在意这个，现在重点是要找到当年林慕的死因。
周炳国没死的消息，多少给我带来点儿安慰。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儿，尽快重获信任，在将来有可能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获得林慕案的信息。此后，我的限行令被取消。当我彻底自由之后，反而觉得无处可去。
就这样，我无聊地度过了沉闷的夏天。梧桐树落下第一片树叶的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周炳国醒了，但情况不太好，生命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