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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来，转而改成中国式的问候，伸出手去，“我是闫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从力度上判断出，他对我的到来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恰到好处。他对闫磊想必也是有印象的，我还准备好了一套他问我要工作证的说辞，但他提也没提，把我让到沙发上，倒了一杯水，问：“你是来找刘定伟的？”
“嗯。”我说道，“半年前，闫队长来的时候，已经把大致的情况跟你说过了是吧？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次来主要是再了解点儿情况，案子有了点儿新眉目。”
“就你一个人？”院长袁建国的中文不好不坏，意思是表达清楚了，但我搞不清他这么问是因为客套，还是怀疑。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其他人都在忙着别的事儿，我正好在附近办事，所以顺带过来拜访一下。”
“原来是这样。他是个可怜的人。”院长的态度依然保持得不温不火，随即叹了一口气，像是对刘定伟充满了怜悯。
对于两度造访此地的命案刑事警察，他难免有些排斥的吧？我看了看袁建国，身材微胖，慈眉善目，很适合他的身份。毕竟我们的理念不同，他们努力为人们活下去找到一个理由，而我们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终止之后，才会登场。
我们又彼此寒暄了几句，说了些客套话，然后直奔主题，他领着我出了门边走边解释道：“其实这栋楼就是福利院的全部了，总共五层楼，一层是办公的地方和活动室，二层以上都是宿舍。”
我们走上二楼，然后穿过走廊，到另一端继续上行。那些宿舍窗明几净，路过的时候我往里瞄了一眼。整洁得如同兵营，虽说住着一些连药物、器械都维持不了多久生命的人，可这里却没有医院才有的消毒水的气味，阳光从玻璃窗户斜射进来，墙壁上挂着十字架，还有很多我认不出来的古典壁画。
这些壁画，无一例外地都与《圣经》有关。建设者应该是个基督教徒，看得出来袁建国是用了心的，他在尽其所能为这些可怜的人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让他们安详而非恐惧地等待死亡。
每个宿舍能住三个人，一层楼15到20个房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不超过三百个床位。可不用担心人满为患，按照袁建国的说法，很多人还等不到下一批“居民”入住，就已经去往极乐世界了。
刘定伟可能算是最长的住客了，他被安排在五楼顶头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人一间。
“他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可以愉快地活得比我们任何人都长。”爬到了顶楼，袁建国吃力地从腰部取出钥匙，边走边拿在手上翻看，为了防止刘定伟跳楼，房门上了锁。到了门前，他先敲了敲门。
“进！”里面传来了一个被烟熏坏了的嗓音。
袁建国开了门，我们看到一个人横躺在床上，穿着米黄色的睡衣，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为了防止刺激到他，这间房空无一物，而四壁也被粉刷上了天蓝色的柔和的油漆。刘定伟浑身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还有一顶帽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皮肤。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无神，然后像个僵尸似的，毫无感情色彩地又把头转了过去，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在想，袁建国一定会十分厌恶我们屡次造访吧？
躺在床上的刘定伟，是一个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袁建国就像用一根纤细的绳子拉住他沉重的身躯，一点点把他拉回悬崖，这其中容不得任何闪失，一阵微风或者心猿意马都可能让刘定伟再次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显然是来破坏这一切的。每一次提起黄玉芬，都有可能是在他原本就冰凉的心上浇上一盆冰水。
袁建国介绍了我，可我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场，我看着已形同废人的刘定伟，想了一会儿，却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住得还习惯吧？”
刘定伟奇怪地看着我，他的整张脸都被隐藏在罩子底下，只有眼睛还转动着，淡淡地说：“习惯。”
“我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有关黄玉芬，也就是你妻子的情况。”
一阵沉默。刘定伟继续看着我，好像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端倪，随后不耐烦地说：“警察不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吗？还有，”他纠正道，“是前妻，我和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
“嗯，有点儿新情况。”我柔和地说道，“你也别太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的心里有点儿紧张，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刘定伟的现状，照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不愿意提起过往，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又是来了解她杀人的是吧？”刘定伟突然自己说道。
我愣了愣，解释道：“这次我们又有了些新线索，关于一个拐卖儿童团伙，所以就——”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原来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你跟她之间的事儿。”
“我跟她之间的事儿？比如？”
“比如说——”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我又看了看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他再次闭上了嘴，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约莫半分钟的时间，转过头来：“有烟吗？”
“什么？”
“你不应该抽烟，对身体不好。”袁建国插话进来，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我看看院长，又看看刘定伟，最后又望向院长。
“好吧！”袁建国叹了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就一支。”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笑笑：“很久不抽了，院长不让。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安静地听着，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
大概是在15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刻，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来到了这座城市。那时候他还年轻，前头没有出路，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好在时代不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将刘定伟卷了进来。
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他吃苦耐劳、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时，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
“我搓过煤，扛过煤气罐，在大冬天跳进结冰的河里捞过淤泥，在三伏天浇过柏油路，反正能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新中国。”刘定伟藏在罩子后面一句一顿地说着，他的发音被罩子挡着，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我睡过马路，钻过地道，在自行车棚里过夜，晚上冷的时候，就偷别人晾在外面的衣服盖在身上取暖，我记得有一次冷得实在吃不消了，偷了三条挂在外面的短裤套在头上。”刘定伟笑笑，额头皱了起来，以一种自嘲的情绪述说过往。他说的这些和我要知道的无甚关系，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艰苦。
“我在火车站的地道里遇到一个贵州人，”刘定伟接着说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饿死了。他刚从收容院里出来，卖了几个月的苦力，他脸色苍白，疲惫地坐在地道的消防栓边上，身上盖着一条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薄毯子。我记得是在晚上十点多钟，我没地方可去，就坐到他的身边。”
我皱了皱眉头：“然后呢？”
“别急，你先听我说。”刘定伟有条不紊地回答道。
“我和那个贵州人聊了起来，他说他已经出来五年多了，之前一直以捡破烂为生，他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看，手腕处有很深的几道红印子，他解释说是戴手铐戴的。然后掀开了毯子，他右腿小腿安着一个简易的钢架，原来是个瘸子，是在收容所里被打瘸的。”
“哦，是吗，真可怜！”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就像猛然间被针尖刺中神经，我一直等着他说黄玉芬的事儿，以期找到入口，未料在他述说往事的时候，就一下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没错，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