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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疲乏地走下山来，依然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远。那天夜里。丁二军突然病倒了。过了几天，我们看到二军的母亲坐在大门口哭天喊地。二军已经因为心脏病暴发登天看柏树精去了。二军的悄然离世，令我怅然若失，迷惑不解。活蹦乱跳的伙伴怎能蹦着蹦着就无影无踪了呢？真是活见鬼！
这个学期，我获得第一名，领了张奖状。三哥也拿来一张第五名的奖状。我们把奖状贴在厢房的白色墙壁上。仿佛把喜悦贴在心坎上一样。父母也很高兴。更让父母开心的是党的政策越来越开明。
自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父亲的“地主”帽子给摘了。父亲忧郁了几十年的心情也开朗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摘了“地主”帽子就如同撬掉了头上的紧箍咒。
父亲写了一次上访信。果然党恩浩荡，上面很快就批复下来：鉴于丁贻谋原先房产没收，或坼建村礼堂，党和政府考虑其家人口众多，居住不便，特批准丁贻谋大儿子丁启凤、三儿子丁启夙另行选址造房。给兄弟二人每人一次性补给建房资金960元。
这已经打倒了三十年的地主，忽然之间跟又红又专的贫农兄弟一样翻身做了主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地主们终于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立锥之地。确实是任何一个幸存生命的地主们做梦也不敢想的历史事实！只可惜爷爷已经在别人的牛棚中逝世。他的命运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正成了“遗谋”。
父亲大喜过望，决心大显身手重振家业。他携带大哥晨星和二哥晨明南下舂陵江，购买木材，准备明年建造一栋六间一堂的红瓦房。房子的地基选在大队部的后面，也得到了公社的批准。父亲心里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慰。他说他这个地主是从大队部的坪里打倒的，他就要从这里站起来！
生产队搞完双抢，父亲便请了双娴奶奶的儿子富贵等人，造砖制瓦。这年，我还只有8岁，我只有玩泥巴的份。但这时的泥巴玩得已经有一定的科技含量。
比我大几岁的丁企冲在大队部门前的石桥上制造“红泥牌拖拉机”。他做的跟真的相差无几。我蹲在旁边专心偷艺，把制造拖拉机的全部工艺流程默记于心。等他的“红泥牌拖拉机开出厂门，我也跑跑颠颠去瓦泥场采泥办厂。拖拉机机头的零部件共有八件。我首先做了机头的底座，然后依次打造油箱、水箱、排气筒、进气筒和汽缸。把它们组装成一台完美的东方红一样的拖拉机头，需要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从没想到这是玩物丧志荒废学业。我一门心思只想到泥车造好后的喜悦。我把自己幻想成举世闻名的发明家。但我更加相信丁企冲会更早成为发明家。
有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村长丁思一声长哨过后吆喝道：“少年人去中耕；青年人去割草；壮年人去－－”丁西、丁企冲、八宝等等毛孩子闻讯个个欢声雀跃。我也赶紧进屋向母亲申请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母亲喜笑颜开地说：“你想去就去呗。”我高兴得仿佛饿了三年的跳蚤似的。眨眼的工夫我们就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童子军。
一群娃娃兵列队在田埂上。记工员一一写下我们的名字，一个名字就是三分劳动工日。他交代完组长就去准备登记割草人员的工分。记工员斗大的字也认得二百五。可他偏偏就不会写“割田埂草”几个字。他也机灵，就用方言土语写，写成“杀人头毛，记三分工”。公社书记下队指导工作，发现这个问题，想纠正他的错误，结果却成了宣传他无知的笑话。记工员走后，组长一声令下，孩子们像一群“嘎嘎嘎”的母鸭下了稻田。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不了解具体行情。我十分认真地清除田间的杂草。谁料我只抓了三五根杂草，同伴们就已远远的把我抛在最后面。我不明白他们是继承了哪一代农民伯伯的勤劳勇敢雷厉风行的劳动本色。我细心观察了一阵子，才发现他们的绝技——中耕中耕就是四脚狂奔！我心领神会，伸直前肢，手触水面，两腿迈开虎步勇往直前。整个上午，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稻田里横冲直闯，仿佛遭遇日本帝国主义的追杀一样。
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吹，我们就像狼狈溃退的残兵败将带着满身的泥泞逃离阵地。回到家中，饔飧饕餮还获得父母的嘉奖。说什么“我家又多了个劳动力，少了个混吃的。”
也许是哪位中央领导微服私访，发现了我们这代好逸恶劳的小混混，想到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将要毁灭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所以，党中央作出英明果敢的决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1980年
1980年春天，同坪公社文风生产队的田地已经分成五户人家为一组，实现了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生产队的几十头牛也像《暴风骤雨》中“分马”那样瓜分到各个小组。其实，这跟土改那会儿也差不了多远，无非就是平均地权。
三哥高中毕业，有幸参加了十年浩劫后已经恢复的高考。可惜距离分数线还有三分之遥。旧地主的三儿子大学梦难圆。9月初，看到村中两位落榜的同学又去复读，心中向往，却不能如愿。因为家里马上就要大兴土木修建新房，父亲说一切力量都要用在重建家园这事上。三哥也不敢开口要复读。在家中干活了才知道读书的好处，矛盾的心情促使他干起体力活来软手软脚。
那天，二哥与三哥抬建房的基石，三哥干累了，嫌石头过重，摸摸揪心疼痛的双肩，扔下杠子就躲在床上斗气。父亲回家了解情况，怒从中来，拍了桌子吹胡子，瞪着三哥骂得狗血淋头猪不吃潲。三哥痛苦流涕，哽咽着说：“别人差几十分也在复读，我才差三分。。。。。。”父亲本已怒发冲冠，听三哥一辩驳，更如同火上浇油。父亲怄得从门后背操出扁担就要打三哥。三哥眼明腿快，见势不妙，一骨碌爬起逃到门外。父亲追赶出来，母亲拼力阻拦。三哥一溜烟跑出村外，不见踪影。父亲只好徒然叹气，扔下扁担埋头进屋。
我吓得瑟瑟缩缩不敢吱声。可恼的是时隔不久，父亲的气果然撒到我的头上。
那天还在上学路上，我就发现北面远远的马路坡子上停了一辆吉普车。这可是希奇古怪难得一见的宝贝疙瘩。很久才看一回的电影中才能见到的大官才能坐的车呐！它的悄然出现，几乎让我忘记了学校的方向。深居山野的我活了九年，才有机会远距离的了望到一回只有大官才能坐的吉普车。我不敢想象大人们说的那种“乌龟车”（轿车）是何等模样。我想这吉普车一定坏了。
这时我已经念小学三年级了。我的语文老师是雷亮。数学是一个较胖的年轻女老师，名叫周小凤。这个三年级真可谓念得我脸上无光回家遭殃。当时，师资力量薄弱，学生众多。我所在的班级是三四年级混合的复式班。右边几行是四年级，左边几行是三年级。雷老师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自习；给三年级讲课时，四年级的自学。我们不懂自习自学是啥含义，只知道讲小话、玩小动作。周小凤的数学课更是糟糕透顶。她教的珠算口诀我一句也背诵不了。直到今天还是不知道打算盘。幸好科学发达，基本上已经废除了珠算，这一中华文明又将失传。
那天，周老师在黑板上专心致志地拨珠弄子。我拉了拉前面的丁小宁和同桌的建国说：“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建国说：“我早就看到了。”丁小宁也说：“我也看到了。”我问他们：“放学后去看看吗？”他们点头同意。
放学的点声一响，我们像囚徒放风一般争先恐后的挤出校园。向东北方向的狗婆坳定睛一望，那倒霉的吉普车依然原地待看。丁建国如沙场老将一马当先直奔吉普车停留地。我和丁西、小宁等人也时紧时慢地逼近目标。我们一群毛孩子围着吉普车这摸摸那摸摸，恨不得扛回家中日夜守望。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一步三回头告别亲人般的作别吉普车。
第二天上课，一摸书包，完了！那曾经被我出卖过的钢笔没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样向父亲要钱买笔呢？父亲是比欧也妮。葛朗台还吝啬的中国穷地主。跟他要钱如同要命哩。
早餐时，我蚊子似的“嗡嗡”低唤了声：“阿爸，给我一角钱买本子。”父亲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