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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起刚刚发生的“大辩论”，常诚心里就很伤心，平时那么团结和睦的一群人，怎么突然就翻脸了呢？要是按小丽的说法，非分成二派，那以后还怎么排练、怎么演出啊？简直无法想像。去他的“四大”吧！——常诚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第二天，小丽和常诚相约着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儿，他俩就愣住了。学校完全变样了。人来人往；所有的教室都住上人了，课桌板凳都被拼成了床，有的干脆就在地上铺上了席子。——原来学校已经变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了。他俩来到了教务处，只见一群穿着各式军装，扎着武装带的红卫兵在忙碌着。
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常诚，你怎么来了？”常诚定睛一看：“啊！是欧菲亚啊。”只见欧菲亚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呢。“你怎么也在这儿？我们是来领《语录》的。”“噢，待会儿我给你们拿。我们现在天天在这儿帮忙，累死了。我们现在天天在干革命，你们这些小家伙在干嘛呢？”欧菲亚以标准的红卫兵姿式——双手叉腰，和他俩说着话。话音未落，还没忘对常诚的习惯动作——用手捋捋他的脑袋。因为小丽在旁边儿，常诚不耐烦地挥开了她的手。见她胳膊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想起小丽说的：“你不是还没毕业吗？怎么你也参加红卫兵了？你是‘思想兵’还是‘主义兵’啊？”欧菲亚再次捋捋常诚的脑袋说：“哟！你还知道‘思想兵’、‘主义兵’呐？我是‘主义兵’。‘思想兵’以工农子弟为主；‘主义兵’以部队子女和文艺界子女为主。要不是停课，我们早该上中学了，我们院儿比我大点儿的都参加‘主义兵’，我也跟着参加了。过几天，我们也要去串联了，我们准备去海南岛，现在只要是红卫兵串联，坐车坐船吃饭都不要钱。”是吗？听到这儿，常诚来劲儿了，出去玩不要钱？有这好事儿？“我们也能去吗？”“得了吧。你个小家伙想什么呢？我们大人是去干革命，你们小孩儿还是先参加红小兵吧。”“谁？谁是大人？谁是小孩儿呀？”“哈哈哈”欧菲亚转身跑开了，一会儿她拿着两本《毛主席语录》和两个毛主席像章回来了：“给，拿好了，早点儿回家吧。我还忙着呐。再见，两位小朋友！”
常诚和小丽把像章别在衣服上，拿着《语录》又转到了曾经的少先队大队部。这里原本是多么圣洁的地方啊：每次到这里，常诚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入队时神圣的场面。可当常诚和小丽来到这里，俩人不由得目瞪口呆了——只见，房门洞开，窒内一片狼藉；原先整齐的书籍散落一地，原先亮晶晶的队号被满是污垢的堆在角落里，队鼓被戳破了，几条红领巾污秽不堪地丢在书籍旁边。。。。。。
当常诚拉开仍然插在旗架上的大队旗时，他的心仿佛被重重地击了一拳。如果说原先的一切困惑是被机关枪扫射的话，那么这一刻，就仿佛一颗手榴弹在胸中爆炸了，“轰”——大队旗正中绣着红星火炬的地方，赫然被墨汁刷上了一个大大漆黑的“修”字。常诚和小丽彻底懵了。
整个城市的大街人行道旁，都被苇席和铁丝圈成了大字报墙。
军乐队大院儿里的操场，也被用苇席和铁丝圈了起来。上面也贴满了大字报。
在家闲着没事儿，只能琢磨着怎么玩了。弹弓破坏性太大，在连续碎了几块儿窗玻璃后，已被薛副队长明令禁止了。最近，不知谁先发明的，用一截两头通的竹管，在竹管的两头分别用浸泡了水的纸堵上，或是用同样大小的野果豆子堵上，再用一根竹棍儿（粗细要正好等于竹管空心的大小），使劲儿一捅，“叭”声音清脆，指哪儿打哪儿。孩子们叫它“叭叭筒”。由于制作简便，材料伸手可得，加上杀伤力又不大，还便于携带；因此，一经问世，立刻风靡整个大院儿，几乎人手一筒。
这天，常家三兄弟，每人揣着一只“叭叭筒”，兜里各自装了一兜野果豆子，边走边打，边打边玩地到了大字报墙。两个弟弟还没上学，不认识字，自顾自地玩着；常诚按理已经上二年级了，认识些字了，尽管认不全，还是像模像样地背着手浏览起了大字报：
《红色江山不能变色》——题目挺大。
《紧跟“中央 ”的号令》——马屁之作。
《刘少奇是中国最后的赫鲁晓夫吗？》——哟，这标题挺吓人，常诚低头一看，署名：李书民。
突然，一张大字报的标题让他汗毛倒竖——《黑尖子常友良狗胆包天！》“小军、小江，快来！”常诚急得声音都变了。两个弟弟哼哈二将般地跑来：“大哥怎么了？”“你们快看！这是写咱爸的大字报！”常诚一指大字报。“写的什么？”“骂咱爸狗胆包天！”常诚两眼喷火。“撕了它！”常军说着就要动手。“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那问题可严重了。”常诚还有点儿头脑，遇事儿有点儿大哥样。“那怎么办？就让它这么贴着？”常军不答应了。“给我打！”常诚说着就掏出了“叭叭筒”。“叭！叭！叭！叭！”这三兄弟就像清朝官兵打土枪一样，装一发打一发；不一会儿这张大字报就成筛子了。打完了，三兄弟仍不解气，看看还有剩余的“弹药”，便对着其它大字报一通狂击。。。。。。
下午大院儿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通知所有孩子到操场集合！胖胖的薛副队长背着手在三四十个孩子们面前来回走着：“这是谁干的？我跟你们五分钟自己站出来！”常诚低着头，心里暗笑：这架势怎么有点儿像鬼子进庄，“皇军”训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四大’。你们知道后果吗？说！谁干的？”薛副队长想用大帽子把孩子们震住，可收效甚微；见孩子们还是没人承认，于是他又换了一种语气说：“我也知道，你们停课了，没事儿可干，无事就会生非，知道吗？没事儿就应该找点儿事干嘛。不过，没事儿找事儿干，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干的，有的事儿能干，有的事儿就不能干，有的事儿干了你长本事，有的事儿你干了就要坏事，像这种事就不能干，这种事干了就是犯罪，弄不好还会连累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小祖宗们。现在我勒令你们，马上交出你们所有的“叭叭筒”，就地没收，马上销毁。”
孩子们听完薛副队长这像绕口令一般的训话，乖乖地交出每人的“叭叭筒”；不一会儿，就在薛副队长面前堆了一堆，薛副队长穿着皮鞋的脚“咔咔”地剁碎了。销毁了这些“非法武器”，薛副队长又说：“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干的，下不为例，再有发现，我绝不轻饶！尤其是常家三兄弟。都记住了吗？解散！”好家伙！常诚擦着汗回到家，才发现两个弟弟没跟他一起回家。回过头去找弟弟，只见常军拉着常江，鬼鬼祟祟地从车棚出来，常诚刚要问他们干什么？常军朝哥哥做出个鬼脸儿，伸出手心儿里攥着的二个气门芯儿。不一会儿，就听见薛副队长那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车棚里传出：“这又是谁干的？”
原来，训完话，薛副队长想起要出去办点儿事儿，进车棚一推自行车，发现气门芯被拔了，再一检查二个气门芯都不见了。这次薛副队长没再集合孩子们——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不好办了。薛副队长还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心说：这帮小王八蛋，真把我当鬼子汉奸了，还跟我玩起‘小兵张嘎’式的小把戏了呢，不过，现在这形势，连大人都晕头转向的，谁还顾得上这帮孩子呀，罢了。
晚饭时，饭桌上，常诚忍不住问爸爸：“爸，什么叫‘勒令’呀？”“勒令就是比命令不要严肃的命令！”继而一想：“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常诚只好原原本本地把今天发生的事如实招来。爸爸听罢，哈哈大笑，奶奶和妈妈也一起大笑不已，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爸爸拿筷子指着他们：“你们这三个臭小子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奶奶也笑着数落他们：“难怪老话说，三岁随猫，五岁随狗，七岁八岁人嫌狗不待见。这岁数正是讨人厌的岁数呀。”爸爸听到这儿，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次运动，按上面的说法，就是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命嘛，就不是请客吃饭，就不是绣花，不是写文章，而是暴烈的行动。你看现在的大字报、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