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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下面的新兵坐不住了，叽叽喳喳、交头接耳：“格老子这个老兵这么小唆？”“还是娃儿嘛？咋个就是老兵了噻？”“哦？这个部队硬是有点儿怪耶。”。。。。。。
读完了欢迎稿，回到座位上的常诚听着新兵们巴腔蜀调地窃窃私语，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章军剑已经服役三年，可以享受探亲假了。只有享受过探亲假的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兵了。没有比离家三年，穿着军装出现在家人及亲朋好友面前更让人激动的事了。
章军剑在探完家回到部队的当天，在打开旅行包，让战友们尽情享受完家乡土产，回答完战友们热情的询问家中近况之后，迫不及待地拉着常诚坐到了营房背后的山坡上，他要把探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好好地找个对象倾诉倾诉。这个对象，他选中了多少对他有点儿崇拜的常诚。他先掏出一本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给，你不是挺羡慕我会不少诗歌吗？这是我参军前手抄的《诗词格律十讲》，这次回家我把它找了出来，送给你吧。”“哎呀，这可太好了。珍贵、珍贵文物呀。送就不必了，就算借我几天，我也把它抄下来。”“行啊，你看着办吧。”
“这次探家有什么收获？”“这次探家吧，我明白了什么是‘嫣然一笑’。”“什么‘嫣然一笑’？”“这次探家。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上公共汽车，想看看离开了三年多的城市有多大变化？一上车，先买票，我的一声‘同志，买张到王府井的票。’的招呼，引得那位漂亮的女售票员朝我深情一瞥，脸马上就红了，然后，朝我微微一笑。我买完票，坐在她前面的位子上，还能感觉到她那两道深情的目光，烤得我后背热烘烘的，对她那一笑，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我想了一路，快下车了才想到，对，该叫‘嫣然一笑’。”章军剑还没说完，常诚已经笑得快仇忿气了：“你这是在山沟里呆得太久了，还‘嫣然一笑’呢，我看你是‘自作多情’。就算人家多看你两眼，也是冲你这身军装，是对解放军的热爱。要不人家就是想，这解放军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鼻子上还架副眼镜呢，奇怪呗。”“你没身临其境，你不知道。你别说，为了她那‘嫣然一笑’，一路上我真想看看窗外，硬是憋着不看窗外。”“这又是为什么呢？”“别让她看出咱是山沟里来的，看什么都稀罕，我得让她感觉这车我常坐，没什么稀奇的。”“哈哈哈！”常诚爆发了比刚才更强烈的大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可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到顶了。”章军剑正色道：“你别笑，你忘了咱们到民航拉器材受的气了？咱们虽说整天窝在这山沟里，吃得比猪食强不了多少，可是出去了就不能给咱们边防军人丢脸，不能给解放军丢脸。”“好！为你这崇高的‘自作多情’，给予‘口头嘉奖’一次。”
常诚拿着章军剑的《诗词格律十讲》如饥似渴地抄了起来。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感觉挺可笑——再买一本就是了。可那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的贫乏让渴望学习的青年如饥似渴。见常诚整天埋头抄录，新兵杨帆凑头一看：“抄啥子吗？整得个‘呼儿嗨哟’的。”“你不懂！”自打这批新兵来到大队，常诚这批老兵们老也找不到“老兵”的感觉，这批四川兵，虽说是“新兵”，可年龄比他们要大四、五岁，生活经验比他们老练，知识阅历也比他们丰富，所以，常常是“新兵”逗着“老兵”玩。
杨帆：“哦哟？我以为是啥子宝贝，不就是诗嘛？我这儿也有。”说着，杨帆也拿出一本塑料本子，常诚接过一看，不得了，全是外国的诗人的名段：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杨帆全都分门别类地抄录。常诚有好些人名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指着“泰戈尔”问道：“这泰戈尔是谁呀？”“现在哪个都可以整几句，我就不可以也整几句？”“这么说‘泰戈尔’是你的笔名喽。”“这又咋子嘛？”
几个月以后，教导员在常诚枕边发现了这本抄得满满的本子，饶有兴致地翻看着，常诚还主动介绍，这泰戈尔的诗是杨帆写的，泰戈尔是杨帆的笔名。教导员惊讶地盯着常诚看了半晌：“谁跟你说的？”“杨帆自己说的。”“哈哈哈！亏你还是搞情报的，老兵让新兵给骗了。这泰戈尔是印度的著名诗人。全名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因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哎，这‘文化大革命’真是‘文化大革命’啊。”说罢，直摇头。常诚窘迫地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个龟儿子，胆敢骗我？”常诚一把抓住杨帆。“骗你啥子？”“你是泰戈尔啊？”“噢？现在有几个说真话的？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郎格晓得的？”杨帆嬉皮笑脸。“你骗得了我，骗不了教导员。”“其实我也搞球不清，泰戈尔是哪个？我也是抄的。教导员，老子好想把他屁儿（屁股）铲（类似打耳光的动作）肿哟。我这个‘大文豪’就这样被他整死喽。”
第七章
七四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了八个年头了。七四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被打倒的邓小平又出山主持中央工作了。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莫大讽刺。
邓小平复出后，立即着手“全面整顿”，给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带来了生机，各行各业都开始走上了正轨，部队的军事训练也明显地强化了。也是从这，开始让人们理性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得失。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灾难最多的一年；对中国人来讲，也可谓大悲大喜的一年，不妨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记事本，客观地看看吧：
——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四月五日，为悼念周总理逝世，国人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广场事件”；
——四月七日，因“广场事件”而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四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消息：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最大的一块儿陨石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重（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
——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噩梦的彻底结束。
你说“流年不利”也好，你说“天人感应”也罢，反正，在这一年里，三位开国元勋似乎约好了似的，撒手人寰。老天也似乎被震怒了，天上下“石雨”，地下闹“地震”。人们终于从朴素地只相信唯一的虚幻中清查了，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让历史的车轮终于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尽管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天翻地覆，大山里的“9538”却是波浪不兴。山坡上的天线林依然倔强地静静地立着，“作战楼”里的“滴滴达达”之声依然亢奋地日夜不停地鸣响着，整个部队依然时刻竖着警惕的耳朵，忠实地履行着自己戍边卫国的职责。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军队始终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然而，部队也并不是真空的。如果常诚没有收到那封信，没有见到那些令人困惑的文字，他还一如既往会是一个单纯的好战士。如果说公元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七七年的那封信，差点儿就成了常诚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每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关联的。
那封信是欧菲亚寄来的。常诚从新任大队文书杨帆的手上接过信时，宿舍窗外正下着新疆十分难得的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