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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固执的认为有人在耳边喊我，然后在房间里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最终把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手机上。手机一直保持着安静，我总是一遍又一遍的拿出来看，把机盖揭开，下意识的把手机放在耳边，然后我不停地不停地说话，说不到一会儿就有眼泪流下来。
哭得累了，我就爬上床，在他身边躺下，我喜欢他此时的安静，更想永远安安静静的呆在他的身边。翌日，他睡过的地方必会被我的眼泪所包围，伸出手指，冰冷的触摸让我知道，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我叫乔奇，江西九江人。大学刚一毕业，我便削尖了脑袋要往深圳钻，通过网络、报纸搜索信息，再疯狂的投递资料。金融业、IT业、文化公司，职员，秘书，只要有职位招聘，工作地点在深圳，我的简历就义无反顾的直扑过去，就为能在那个城市谋求一份可以生存下来的职位，这一切动力的起源只因我在深圳的男友——党羽。
党羽大我一岁零三个月，三年前我们在学校举办的七月朗诵节相识。那一年我做主持，他是评委。
两年前，党羽大学毕业去深圳发展。虽然分别两地，我们却是情深依旧，鸿雁频传，爱情并未因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变得疏远。于是我也把深圳设定为自己以后的发展目标，因为我深信，为了一个人，会爱上一座城。
党羽在深圳颇有名气的曾氏集团做市场部职员，由于他工作努力，熟于人际疏通，２００２年７月，当他荣升为市场部副经理时，我也毕业离校，揣着一纸北京XX大学金融系的毕业文凭直奔深圳，我很快顺利的应聘到一家外贸公司成为文员，生活、工作，在短时间内有了着落。
我和党羽在深圳福田市区租到一个高层小户型，三十六平方米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我们用两个人仅有的积蓄把这个家布置得很温馨，在小小的空间里，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我和党羽的爱情甜蜜和欢笑声。
时间流逝得再快，也快不过爱情的转换。2003年1月，在我还没有任何准备去面对的时候，党羽结婚了，同一直流行的那句话一样：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党羽的新娘是他们公司老总的女儿，二十一岁，一个如洋娃娃般的富家小姐。
两个月前，曾宁到我们家吃饭，当曾宁身着她那双锃亮的ＡＭＡＮＩ女鞋踩在我家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时，我感觉到了曾宁的不可一世的骄傲。饭后曾宁的让党羽陪她免税店去买兰蔻身体乳，党羽无奈的把我拉到洗手间，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笑笑，反安慰党羽说：“去吧，你以后还要在人家的公司打工，这层关系处理不好怎么行？别担心我，我正想回公司取些资料。”
我就这样把党羽拱手让给了曾宁。还记得那天是周末，烫着一头波浪卷发的曾宁穿一件耀眼的丝光蓝色长裙，玲珑的身材很是惹火。后来，我知道情人节时，广州最贵的一朵玫瑰可以卖到四百八十块一枝，它的名字叫“蓝色妖姬”。
那天，党羽回来的很晚，他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我打开一看，一瓶橙黄色的兰蔻身体乳。
“谁买的？”凭我对党羽的了解，他不会买这么昂贵的化妆品，一种不详的预感笼罩我的全身。
“曾宁。”党羽的声音细小如蚊蝇；他低下头不敢再看我，第一次，我在金钱面前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渺小。
两个月后，新婚的党羽就要送曾宁到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深圳的天气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没有爱人的城市对我来说如同一座空城，那一刻，我想回家了。
我来深圳时间很短，除了爸妈赞助的那笔就业资金外，没有个人积蓄，和党羽预付半年的房租成为我最后的财产，我想把房子退租，房东客气得很，他说如果现在退房，押金和租金都是没的退的。我没理他，先将行李寄回家，再到公司辞职，谢绝了同事们的再三挽留，正当我准备离去时，一件意外却使我不得不留下来。
可恶的小偷趁我搭乘公共汽车的闭目瞬间将我的皮包拎走，甚至连一张回程的车票钱都没有留下。
我在深南大道不停的行走，用牛仔裤口袋仅存的几枚硬币到一间还没打烊的小铺子里换回一杯糖水，我并不口渴，是妈妈说过糖水可以压惊。
那晚，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回家中，一个人静静的坐在和党羽租下的那间小屋内发呆，工作辞了，党羽走了，钱也没有了，莫非天要绝我？
深圳唯一留给我的只有一部深藏在牛仔裤口袋里的手机，我拿出手机，一眼就看到贴在手机背后的那张大头贴，那是我来到深圳第二个月时，党羽硬拉着我去拍的，如今党羽已经再也不会接听我的电话，陪着我的只有这张早已逝去爱情的合影。
手指颤抖地按下家里的电话。我妈还在收拾厨房，爸接电话时很自然的问起我过得好不好，什么时候跟党羽结婚，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爸，他不要我了。”
“怎么回事？乔奇你别哭，让你妈和你说。”爸马上慌了，大声喊着妈的名字让她来接电话，电话里我听到厨房的锅碗瓢盆响成一片，接着是妈妈跑过来的声音。
“妈，党羽走了，他娶了别人要去新加坡了，他不要我了。”我握着手机大哭，听到妈妈的声音时整个人竟再也坚持不住，所有的坚强都只是表面的。
妈听完我断断续续的讲述，声音马上就哽咽起来，她不停的安慰我，让我回家，马上回来，她养我，说到最后，我听到妈哭出声来。
我一个劲地点头，心里更加酸楚，差一点，只差一点就把自己被偷事件说出来，最终还是忍住了，我知道家里很快就会汇钱过来，可是知道我被抢事件后二老的心里负担一定会加重，儿行千里母担扰，这话我懂，也不忍再让他们有更多的担心，我告诉妈，公司这段时间工作很多，一忙完手头的事我就回家。
终于熬到天亮时分，我回到以前那间公司，找到一个相处还好的同事吱唔了半天后才说明来意，我想问他借点回家的路费。一向和颜悦色的同事竟然犹豫半晌，再问我：是不是真的被偷了？
我被那种不信任的眼神刺伤到，扭头便走，他追上来，塞给我二百块，还笑嘻嘻地借此机会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奋力的甩开他，握紧那两百块钱，拼命的跑出门去，虽然他肯借钱给我，却不想谢他，因为他充满怀疑的目光伤害到我仅剩下那一点可怜的自尊。
第二章 一条赚钱的捷径 文 / 摩 卡
二百块钱根本无法支付我回家的路费，深圳的消费很高，借来的钱很快就花掉一半，由于毕业证和相关资料被我统统寄回老家，我如同一个三无人员，始终都没有找到工作。生活的窘迫反而使我产生非要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倔强，我要留在这里，我不回去。可是，从那时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句话：当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时，尊严已不是最重要，如何才能活下去才是你最紧迫的选择。
由于我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在手，正规的公司根本不给我面试的机会。于是，我不再去人才市场应聘，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深圳的一些派送报纸上，报纸上有一些分类广告，类别多得数不清，为了尽快还清旧同事的钱，我开始有目标的寻找一种可以马上上岗，并能最快获得收入的工作。终于，我找到了：某娱乐公司招聘DJ，薪水按日结算，对招聘人员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年轻就好。
我很快打电话过去咨询，有位先生先问清我的身高、年纪后再告诉我一个地址，让我马上过去面试。
当我按着他给的地址找到那间公司时，才发现这是深圳一家比较有名的夜总会。
一路询问，终于找到二十三层的人事部，一个身穿蓝花Ｔ恤，体形有些臃肿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我。
他见到我，随手从桌子上拿过一张表格递过来让我填写，表上有两个职位：包房服务员，包房DJ。
“DJ主要做什么？”我看到服务员的底薪只有六百，而DJ却高达三千。
“DJ嘛，就是陪客人跳跳舞，唱唱歌而已。”中年男子说得轻描淡写，我却早已羞得满脸通红，二十三岁，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他所说DJ绝不止跳舞唱歌那么简单。
几分钟后，我坐在男子对面开始填表格，应聘服务员，虽然底薪只有六百，但基本上可以解决吃住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先将生活稳定下来，利用这个过渡阶段，再寻求别的工作，生活既已如此，总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