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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这时都站立起来，齐声向她鼓掌。弗兰克林拿起她的演讲稿子和公文包，在听众们的一片掌声中走下舞台。
走到大楼外面后，弗兰克林把公文包递给约翰逊，问：“演讲得好吗？”
“我原先说的是对的，”约翰逊回答说，“你的演讲棒极了。”
她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但从她说话的口气上听，她预料到了这样的好结果，也预料到了这样的赞赏之词。“演讲确（奇qＩsuu。cＯm書）实很好，可不是吗？”
“好得没话说了。事实上，没有其他人能做得这么好。”
“啊，哪有那么好？”她大声笑着说。此时正值下午，太阳挂在天空，照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看得出来，弗兰克林顺利地做完演讲之后心里松了口气，很是高兴，而约翰逊在她的身旁又使她感到更加欣喜。
那天下午的后面那段时间主要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所不同的是，人们对他们的活动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弗兰克林拜访了几个潜在的捐款者。为此，他俩在华盛顿市区的马路上穿梭往来，走访一个又一个对象。进出大楼、乘坐电梯、坐在接待室等候、向慈善家和公司董事长们请求捐款等，构成了他俩的主要活动。莎莉·弗兰克林很擅长“化缘”。她简单地把募捐请求说一下，不做任何辩述，好像接受他人的捐资是对捐款者们的一种恩惠。此外，这一天下午，除了出色而又严肃的募款活动之外，弗兰克林还让人感到一种强忍着的快活激情，而这种快活激情使她从那些捐款者中得到了非常慷慨的捐助。
约翰逊在这些活动中只是听，他的在场一点也没有减弱弗兰克林对她的捐助者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些人似乎观察着他听他们谈话的方式，并因此而提高了他们对弗兰克林说话的注意力。有的时候，约翰逊和弗兰克林也交谈几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约翰逊只是听，而由弗兰克林一个人说。约翰逊是个注意倾听他人讲话的人，他听弗兰克林说话时，全神贯注，心无旁鹜。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分心，没有任何他自己担心的事情，也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忆来打扰现时的重要时刻。
她告诉他有关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孩提生活，告诉他有关她父母亲的情况，告诉他有关她以前的男朋友的情况，还告诉他有关她一生中的难忘时刻——一个人口专家到她所在的大学里讲座，谈到了全球未来的人口危机状况，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几个月之后，她在人口过剩、住房拥挤的墨西哥城度过了一个暑假，并因此而更坚定了她的新的生活航标。一年之后她毕业了，到华盛顿特区的贫民区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在那里，她明白了自己一生将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限制人口增长。“如果孩子们不包括在内的话，”她对约翰逊说，“贫穷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一个没有食物和住房或者得不到爱心，缺少希望和机会的孩子，足以使整个世界为此而伤心不已。”
约翰逊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他也为此感到伤心。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她对约翰逊兴高采烈地说，“我想，这应归功于你。”
“别瞎扯了，”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做的。”
“今晚，我必须动身去印度。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杰茜会负责把行李送到飞机场去的。我太激动了，不想就这么回家坐着。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想在与你分别之前多和你呆一会儿。”她笑着加了一句话：“根据你以前的经历，现在毕竟难说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没有朝她的眼睛看，仅仅说了声：“那当然。”
他们在一座老房子的一个西班牙餐馆里，吃了一顿西班牙式饭菜，并喝了点西班牙加冰汽酒。这座老房子离国会大厦不远，但它的周围都是些老房子，狭窄、破旧、拥挤。贫困像疾病一样在这些破旧的房子里从一家流传到另一家，腐烂的臭气像瘟疫一样快速地从一户飘进另一户。在这家餐馆吃饭的人，分坐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房间里，歌手们身背吉他，舞女们手摇响板、足蹬铁钉后跟鞋，穿梭于大小餐厅，为食客们表演助兴，用餐的大部分时间里，弗兰克林和约翰逊对周围的一切置之不理。当他们没办法听清楚对方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等周围的吵闹声降低下来再说话。当他们交谈时，基本上总是弗兰克林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好像在这偌大的餐馆里，只有他们俩人在此用餐。她向他描述她的计划，向他征求意见，并要他告诉她他脑子里所能看到的未来情形。“这里不是吉卜赛人的茶室，”她兴高采烈地说，“所以，我也没有茶叶渣让你占卜命运。不过，我们可以假装……”从她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假装做些什么事，暂时摆脱真实世界的种种压力，对她今天晚上来说很重要。
“假如你小心谨慎的话，”约翰逊说，“你将可以做所有你计划做的事。”
“小心谨慎？”
“许多事情会使一个人不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些事情发生后会使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或者改变一个人对生活中的世界的认识。还有的情况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一清二楚的东西，因为有了其他可供选择的视角或者方法而变得含糊不清，甚至一片混浊。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没结婚吗？”
“我曾经有过不少机会。”她说。
“这我相信。”
“但我年轻的时候，那些男朋友我一个也不爱，”她沉思着说，“或者说，爱得不够。自那以后，我爱我的工作胜过我对任何男朋友的爱。”她说完抬头朝他看着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婚姻可能把我改变？”
“你是怎么看的呢？”
“只要我没有孩子，”她刚开始说就马上停住了，“你是说，如果我确实爱上了一个人，我就会帮他生孩子？这倒还不至于把我置于死地。”
“不会把你置于死地，但条件是，你必须是那种能够把自己生活严格区分开来，不让家庭生活把你从事业上引开的人。”
“那么，我是那种类型的人吗？”她问约翰逊。
“你像吗？”
“不，我想我不像。”
“对那个试图劝妇女节制生育的人，这个世界会允许她生几个孩子。但这样的话也许会引起一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怀疑论者因此可能会穷追不舍地刨根问底，但这个世界可以忽略这类不一致性，而它不可原谅的则是领导的失败。”
“我可不是世界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我甚至算不上最好的一个人，当然更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假如我真的结了婚，并操起生儿育女等家务事情的话，会有人出来接替我，把限制人口增长的工作继续下去。”
“别自欺欺人了。你很重要，没有你，这场战斗赢不了。”
“别瞎说，”她说，同时脸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笑容，“噢，我明白了，你现在是在给我做预测。”
“我可不想那么做，”约翰逊轻声柔和地说，“因为知道这样的预测——假如你相信的话——也会改变一个人。不过，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特殊得让我感到害怕。”
“为什么是我呢？”她迷惑地问，听起来似乎她自己也被这样一个预测给吓坏了。
“我也曾这样问过我自己，”约翰逊说，“还有，哈姆雷特也这样问过他自己。‘时间错位，那该诅咒的怨恨，竟要让我来将它了结’。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一生对未来的潜在影响力要大于其他人。他们拥有伟大的思想，总是关注那些高于自己生命的重大使命。这些人当中，宗教派别的创立者居多，但也有不少征服者、国王、政治领袖和反叛者。有些情况下，哲学家也属于这类人，甚至还会有发明家或者发现者加入这一群人。这些发明家或者发现者并没有改变世界的意图，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使世界发生了变化。”
“但我不属于那一类人。”她辩解说。
“这类人中，大多数都很了不起。他们干劲十足，富有紧迫感。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他人抱有怨恨，难以与别人相处，有的甚至欲望极大、思想单一、性情固执……你当然不属于那类人。但你也很不寻常：你像那些了不起的人一样有思想，且具有把这种思想传输给别人的能力。你的——原谅我这么表述——你的出众美貌和你对传统价值观的摒弃，都是你对未来产生影响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你对他人的关心，你与各阶层人们的交流能力，你聪明绝顶的智慧和你的献身精神。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