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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电话又挂断了。这回，应该不会是线路的问题。
我搁下话筒，转身向回走，还没走到停车的位置，钰儿已经盈盈立在我面前，我都不禁怀疑她是不是直接从四楼上跳下来的。
四目相对，相对无言。
钰儿如一尊雕像般地伫立在风中，长发迎风舞着，激扬而凌乱，妩媚而无助。她的肩一颤一颤，两行泪水顺着她清秀的面庞向下滑落。
对很多事物，我的应对能力都很差。尤其是看到女孩子哭，我更是显得束手无策。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个死尸般地呆立着不动。于是我走到她的身旁，轻抚她的双肩。
然后，我们拥抱。
钰儿穿得也很单薄，大概也是出门太急的缘故。不过这样也不错，至少我能用身体去感觉她轮廓分明的曲线，以及微微发烫的体温。
初中物理老师讲过：“热传递，就是将热量从高温物体传至低温物体。”
我的理科自认为学得还不赖，也一直对这句话有如信奉真理般坚信不疑。
但当我们相拥的一刹那，这句真理在我心中动摇了：既然拥抱是相互的，那么热传递，也应该是相互的才对。
杭城的冬夜，神奇般地温暖起来。因为一个拥抱。
我大胆地猜想，人类最早的拥抱，便是用来抵御寒冷的。
夜空里繁星密布。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我们并排躺在小区里公园的草坪上，静静地望着深邃的星空。
钰儿指着一颗特别亮的星星问我：“那是北极星吗？”
“嗯，应该是的。”之所以加了一个“应该”，是因为我也并不怎么确定。书到用时方恨少，只依稀记得在地理课上曾经是学过的。
“那么，你对星座有研究吗？”
“研究？算不上吧。我只知道我是巨蟹座的，书上说我恋家，呵呵，还有点多愁善感。”
“知道得不少嘛。”又一阵冷风掠过，她缩了缩脖子，“猜猜看，我是什么星座的？”
“双鱼座。是吗？”我张开手臂，让她枕在我的臂弯，希望能够帮她驱散一些寒意。
“咦，你怎么知道？”她惊讶地侧过身，“是不是浔浔告诉你的？”
我摇摇头，得意地笑了笑。钰儿起码疏忽了两点：第一，她曾经说过，她的生日和消费者权益日是同一天；第二，在她的指南针背后，也透露出了她是什么星座。
“管你呢，哼，哪有那么准，反正不可能是猜的。”她嘟了嘟嘴，但声音又忽地变得无比严肃，“不过我发现，吕晶，你真的不够自信。”
不等我说话，她接着说：“不自信的人往往没有主见。比如说你总爱说‘应该’，这种表达就很不好，只能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都要勇敢地去肯定。”
“嗯，我明白了。”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说话的习惯并不是说改就能够改得了的。
“那么，你喜欢我吗？”钰儿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问了个同废话没什么区别的问题。
忘记是哪一位哲人说的了：“女人，就是一种爱听废话的动物。”其实，女孩也不例外。
“我爱你。”我也侧过身，将她拥得更紧。
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
——梁咏琪&；古巨基《许愿》
早晨回到家中，倦意一阵阵地袭来，却仍不得不被迫地接受半个多小时的教育。
无非是忘记关掉电视机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
其实忘记的又何止于此，躺在床上时我才想起，还没有对她说“圣诞快乐”。半夜三更骑车过去，连个主题都没有，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不过我想，说与不说，本质上也差不太多。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竟然是睡过去的。
不指望能得到上帝的原谅了。
也多亏是个星期六，否则我这个班长的光辉形象必将大打折扣。
一个礼拜又在简单的生活中匆匆地过完了。
若是在以前，我多半会在“一个礼拜”前加上“无聊的”这样一个定语。但是有钰儿的存在，我就算是想无聊都十分困难。
因为只要是和钰儿在一起，无论是干什么都非常轻松愉快，即使只是在一起看看书、练练题、复习复习功课，哪怕什么都不干。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想我们的层次，已经高于了这句老话所描述的境界。
周五傍晚回到家中，看到老爸正在摆弄墙上的挂历，这才如梦初醒地想起明天就是2000年的第一天了。
2000年的第一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现在，没有人会知道。
吃过晚饭，全家人都有看电视的习惯。我想看意甲的转播，但他们一致要求先看“杭州新闻”，不敢忤了两位“当权派”的意，只好乖乖地将频道换了过来。
“元旦节零点时分，吴山广场上将举行‘世纪之交’纪念邮戳的加盖活动……”新闻里传出这么一句，作为一个邮龄已近十年的“老一辈”集邮爱好者来说，我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名副其实的“千年等一回”。
而且，我也想给钰儿一个意外和惊喜。
离零点还有五个多小时，看书嫌长睡觉嫌短，真是段不尴不尬的时间。
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信封和邮票，干脆还是坐回电视机前，颇有点“随遇而安”的气度。
等“杭州新闻”的女主播终于说出“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时，那边意甲的比赛也已经踢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只得无聊地按着手里的遥控器，走马灯似的换着频道。
周末有许多电视台都会转播台湾的一些综艺节目，譬如吴宗宪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和庾澄庆的《超级星期天》，不一而足。
而吴宗宪耍宝似的主持风格，特别合我的胃口。
津津有味地看完他和胡瓜主持的《天才BangBangBang》，才发现时钟竟然毫无预兆地跳到十一点一刻了。
我几乎是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冲了出去。
又没有关掉电视机。这便意味着回家后又要被老妈再唠叨半个多小时。
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的精髓在如我这般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身上得不到任何体现。
当然，走得急的后果，仍是没有围巾，没有手套，没有大衣，也没有披件外套。不过这样倒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仅对于骑车速度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弊。
吴山广场也在城南，与火车站只相隔两站路的样子。钰儿也许也会去吧，我这样幻想着。
骑到延安路的尽头，就是吴山广场了。停下车，失望地发现前来捧场的人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多。如果和国庆节上午少年宫广场上的人比起来，那就是数量级上的差别了。
再一刻钟就到千年之交了——如果手表没有消极怠工的话——我拿起笔，在1999年的最后一刻，坐在广场的椅子上写起贺卡来。
用笔写贺卡，再把它装进信封，贴上邮票，邮寄出去，在这个时代，已越来越少了。
而到了下一个时代，更有成为大熊猫的趋势。
电话，互联网，无情地冲击着传统的通讯方式。一串号码，一封E…Mail，就能够将问候与祝福在转瞬间送达，几乎可以免除等待的烦恼。每一个高科技成果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的宣战。
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能够完全取代信在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因为写信和读信时那种真切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如果我藉此推断大熊猫不可能会灭绝，不知道会不会被漫天的臭鸡蛋和啤酒瓶砸死。
提笔写下了“钰儿”这两个字后，便不知该如何写了。要在这有限的篇幅内表达出自己无边的情感与心绪，的确十分考验一个人的概括能力。
1999年只剩下五分钟，大家已经排好了队，手持信封准备盖戳。
越是着急，越是感到江郎才尽。走投无路时，便只好去投靠“拿来主义”。
“I hear your voice in the night，tell me true everything's alright。Suddenly I a wake from my dream，and now I know exactly what love means。”无印良品的《I’ll let her know》的歌词，我直到现在仍然是看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