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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吃一惊。北京人还建议：“如果下次他再和你聊内衣，你就立刻把自己的内衣亮出来给他看。”
我说：“你神经病啊，我又不是暴露狂，光天化日之下给一个老男人看内衣，我有病啊。”
北京人不肯罢休，继续帮我分析我的夏天叔叔，结果她越分析越下道，越分析越猥亵。她一本正经地指出：“夏天叔叔举动过于老实还有三点原因：第一点是他需要吃补药，第二点是他平日离开你之后用其他方法解决生理问题，很有可能是再回三里屯酒吧一带找一个模样和身材都较好的女子来泻泄一下自己压抑的情感。还有一点就是某些医学杂志上介绍的意淫，然后自己解决。”我惊恐万状：“不可能吧，他哪有那么变态。”
“这不叫变态，这是正常的举动，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了，很多原来人们认为变态的举动现在统统都被划分到正常的范围内，你必须警惕你夏天叔叔种种不正常的举动，随时向宿舍里的人汇报，以免他突然对你袭击，让你吃亏。”我点点头，觉得北京人说得有理，就接着向她请教第三点。北京人哈哈大笑：“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gay，他就只喜欢男人啊！”
2我在夏天叔叔出差的某一天晚上，和北京人来到温泉卖洋酒。那天温泉很热闹，热闹的原因是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发生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壮烈的殴斗。我初识老大也就是从那场殴斗开始。有两伙人数不下十个的游客分别订了两间超大包房，我和北京人眼睛闪闪发亮地盯住他们，决定狠宰一笔。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两个人分别进入两个包房，诚心诚意地推荐我们手里最最昂贵的红酒，因为我们一致觉得，如果两个人一起推荐，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及其不信任的感觉。北京人进入了老大的房间，我则进入他们的隔壁。半个小时过去了，北京人满脸灿烂笑容走出老大的包房，双手一直不停地发抖，她直奔已经在门外等候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卖了吗？”我听了觉得十分别扭：“请你把话说完全。”北京人马上反映过来：“哦，哦，对不起，你卖酒了吗？”我点点头：“一瓶人头马XO”。北京人把我拉到一边：“你知道吗，我卖了，我卖了，一瓶，一瓶路易十三，是十三啊，十三啊！”本来有些困倦的我一下子被北京人的业绩惊醒了，一瓶路易十三意味着什么呢？一瓶价值五位数的酒被北京人卖掉了又意味着什么呢？一瓶酒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北京人，你得请客，如果要是我来这个包房推销，估计能卖出去两瓶。”北京人不甘示弱：“你羞不羞啊，你只能认命，你房间的客人没有我房间的客人有钱，你只能认命。”我不情不愿地走开，找到一张角落里的椅子坐好，双手托住下巴，作出一副思考的样子，我思考的内容就是怎样也卖出去一些如同路易十三一样高档的红酒。不到一个小时的样子，我的思索还没有结论，两个包房的人便混战到了一起，他们首先从怒目相对开始，接下来是骂人，骂人的内容波及广泛，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直到八辈子能够扯上关系的所有亲戚。在共同骂完“我操你大爷”之后，两个包房的人就动手了，瓶子、盘子、碟子在空中肆意飞舞，桌子被掀翻，昂贵的菜肴不再鲜美可口，而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他们人员的装扮和模样相差不多，我因此分不清谁是甲方谁是乙方，就和北京人站在不远处一个海拔很高的人工假山上观战。北京人看得津津有味，像看足球联赛一样评头论足：“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踢啊踢啊！”
我看不清楚到底是谁打谁，谁揪谁的衣领，谁踢谁的小腹，谁的声音更高，谁的气势更勇猛，反正一切都乱了。原来在真正打架的时候是什么都弄不清楚的。因此，在拍电视的时候，打群架最容易用快速切换镜头，这不仅仅是节奏和视觉冲击力的问题，关键是导演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为了不让观众和他一样分不清打斗双方，他只能要求切啊切啊，不停地切。单打独斗就没有必要，一个长镜头拉下来，谁也不觉得厌烦。
第17节：你们家的地盘
看了一会儿，我有些担心：“这是你们家的地盘哎，万一弄坏了东西怎么办啊，你还不快去找多找几个保安！”北京人倒像一个电影导演正在指挥拍戏一样不慌不忙：“不怕、不怕，我们买了保险的，不要找保安，找保险公司就可以了。”我听了放下心来，继续和北京人一起观战，看着看着，我们就有些眼花缭乱了，我们此刻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两方人马能够分别穿上红色和白色的衣服，好能在凌乱的人群中分清彼此的兄弟。这时，一个男人在混乱之中四处摸索，妄图找到一个合适的武器用来进攻对手，不过能砸烂的东西早已砸烂，地上除了碎片什么也没有。突然间，他看见了一瓶好酒，包装精致，孤零零地被放在门后柜子上，显然还未来得及品尝，于是勇猛地将它拿起，向另外一个男人的头上砸去，我和北京人惊叫着：“妈呀，妈呀，路易十三！妈呀，路易十三！”事后想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混战之中看见这个男人，完全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价格不扉的路易十三。路易十三漂亮地在空中被抡成了优美的弧线，然后清脆响亮的声音刹那间迸发出来，另一个男人的脑袋就这样开花了，红红的鲜血和酒水混流在一起，景象十分壮观。他踉跄了一下，身子后倾，险些倒下。我把目光从他们身上收回，紧张地对北京人说：“快去叫人，不然有人要死了。”“叫谁呀，死不了吧，就出点儿血呗，你说是叫公安局还是叫救护车？”北京人依然一点儿都不着急。
紧接着，我又眼看着那个脑袋刚刚开花的男人再次被重重的一击，狠狠地打在头上，凄惨地倒了下去，被很多人踩在脚底下无人问津，就拉着北京人直冲过去，大喊大叫道：“不要打架，不要打架。”我们两个的声音很快就被汹涌的人潮淹没了，成批的保安和服务人员聚集到此，比看马戏团的表演还要热闹。
最终，我还是叫了救护车，一边向急救中心汇报出事地址，一边在尚未罢休的人群里寻找脑袋开花的可怜男人。北京人穿着高跟鞋，屁股一扭一扭地去给他们家人打电话了，四周很忙乱，我突然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刚刚制作出来的电脑游戏里，生动无比，妙趣横生。这时候，一只沾满鲜血的大手从我身后按住了我的肩膀：“有干净的毛巾吗？”那个脑袋开花的男人捂住伤口，居然奇迹般地站在了我面前。我害怕极了，一句话都回答不了，“啊，啊，呀，呀的”发出惊恐万状的声音。“有干净的毛巾吗？”他显然有些不耐烦。
我把手里的纸巾递到他手上：“你不要乱动啊，乱动血会流光的，我已经叫救护车了，你不要自己自作主张，医生什么都能搞定！”他果然乖乖地听话，只是把毛巾轻轻地按在伤口上，安静地坐在台阶上，不声不响。后来，医生真的把什么都搞定了，他被人七手八脚地抬上担架，他其实并没有流多少血，还不如路易十三的容量多，他叫做老大。我和姐姐一直这样叫他。因为其他人也这样叫他，他的名字我至今尚未知晓，仿佛是个历经千古的疑团。
我和北京人在宿舍收拾书包，准备去上现代文学。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老师是个样子可笑的小老头，他脑袋圆圆、眼睛圆圆、嘴巴圆圆，很像麦兜菠萝油王子。我和北京人对现代文学颇感兴趣，原因不是我们对现代文学本身感兴趣，而是对喜欢讲文学家野史的麦兜老师感兴趣，在课堂上，我们知道了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知道了郭沫若曾经得过性病；知道郁达夫很早就会写现代版的黄色小说，反正不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应该知道的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听着听着，我收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自报家门：“你那天打了电话叫救护车，我们老大没事了，想谢谢你，出来见个面吧。”“就是那个脑袋开花的人？”我想起了那天打架的两个团伙。“小姑娘说话注意点儿分寸，说吧，在哪儿见面？你选个地方。”“我能不能不来啊？”我继续心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