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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面谈时我说：生活是一场冗长而充满变数的表演，我厌倦了这样的表演，想快些躲到大幕后面去卸妆。
沈雯说：你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无法面对现实，期望自己的经历是一场梦境或一出戏，梦醒了戏终了一切又可以回到从前。可是你错了，生活是真实的车轮，即便将你碾得血肉横飞也不会停止转动，更不可能回旋倒退。所以你现在必须承认失败从头再来，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我抬杠说：生活就是演戏，大家都是演员，这是哲学问题，不是心理学问题。
她诱导说：生活和演戏是两码事儿，如果生活真的是演戏，那么结局就无所谓悲喜对错，你也就没必要耿耿于怀，更不必沉迷在角色里不可自拔。
我站起来说：你讲的虽好，可我越听越糊涂，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去洗把脸，然后送你回家。
沈雯难过地望着我，许久才以央求的口吻说：刘角，坚持一个小时再去洗好吗？洗的时候别打香皂，你是男子汉，这点小事儿总能答应我吧。
我顿感羞惭，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离开咖啡厅，我也没好意思去洗脸。
沈雯微笑着对我说：刘角，你看，你没病，真的没病。
从那以后我的洗脸举动日渐收敛。沈雯的话疗是徒劳的，但她哀我不争的眼神刺伤了我的自尊。我为我的软弱和落魄深感羞耻，因此强制自己要像戒烟那样戒掉洗脸。我计划一周不洗脸一个月不洗脸，脸上发酵了结痂了长草了也不洗，结果坚持到十天时，这个症那个症就销声匿迹了。
沈雯打电话约我去师大礼堂看学生排演的话剧，目的是想让我搞清生活和戏剧的区别。我说我搞不清，也不打算搞清，所以不想去看。她说你来吧，来看看真正的演员下场后是怎样洗脸的。我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不去看别人洗脸了吧。
沈雯不信，马上约我到“卡瓦伊”碰头，见我脸上的确大有好转，比打赢一个世界名案都高兴，说一定要找时间庆祝一下。我乘兴邀请沈雯吃饭，她爽快地答应了。我进一步请示：大李子总念叨你，这个饭局可否也请他参加一下？
沈雯说：刘角，你这人对朋友实在是太好了，交朋友就要交你这样的朋友。
我谦虚地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友谊的最高境界嘛。
没想到我中了沈雯的埋伏。她语重心长地说：我真不明白，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怎么就不能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婆呢？
我脸上发热，不敢去看沈雯的眼睛。
沈雯说：你现在病好了，有件事情也可以给你说了。
我心里一凛，预感到沈雯要说的事情一定和柳叶有关。
沈雯说：你和柳叶离婚之前，柳叶来找过我，哭得都不行了。她给我讲了她弟弟柳苗纠集另外四名同学伤害你的事情，问我如果柳苗等人被起诉，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告诉她，柳苗等人涉嫌故意伤害和抢劫，一旦罪名成立，等待他们的将是铁窗生涯……
我紧盯着沈雯，怕她说下去，又盼着她说下去。
沈雯接道：柳叶本来死都不想离婚的，迫不得已才放弃了抗争。她说假如袭击你的只有她弟弟一个人，她宁愿让弟弟承担一切应得的罪责也不会同意离婚。可为了另外四名大学生，她放弃了。他们都来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家庭，能有今天很不容易，他们都还年轻，都有花一样美好的未来，而且说到底都是无辜的。
我头皮发麻，感觉手和脚都在一点点地变凉。
沈雯接道：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抛弃柳叶，不就是看上迟丽了吗？我真想知道，怀疑柳叶出轨是不是你为达目的制造的借口。
我面红耳赤，拼命地摇头。
沈雯没理会我，一口气说下去：实话对你说，就凭柳叶那天的眼泪，我就相信她是清白的。那天柳叶还天真地对我说，她想起诉你和迟丽，想通过法律手段保卫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你想想，如果她和乔良有那层关系，犯得着这样伤心吗？犯得着这样为难自己吗？后来……她打消了起诉的念头，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因为怕伤害你。
我羞惭地说：沈雯，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这些。
沈雯说：感情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何况还是别人的事儿。假如你和迟丽现在走到了一起，我永远都不会说刚才那些话。好了刘角，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如果你依然爱着柳叶，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补救。
沈雯说完走了，我被抛入冰窟，在一种无比冷静的状态下，细细反思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她的话仿佛一剂祛邪扶正的猛药，使我的良心一点点地恢复知觉。我在“卡瓦伊”一坐就是四个多小时，眼光呆滞一动不动，吓得老板和服务员不时地过来搭腔查探。
天擦黑的时候我才离开咖啡厅，在暮色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不停地叹着气，那一声声又重又长的叹息划破了混沌的夜空，化成惊雷在我头顶激荡。
我想立刻找到柳叶，想问问她过得好不好，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可是，她的传呼停了机，单位的人说她辞职了，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硬着头皮来到柳家，结果连门都没敲开，站在门外打了个电话，柳苗接听后骂了一句“发克佑”就挂了。我找刘晴，被她翻了半天白眼儿，啥情况都没得到。我找遍了所有和柳叶有联系的人，他们大多不知道她已经离婚，更别提她现在的下落了。
我一直找到1999年元旦，依然没有柳叶的消息。我继续找，漫无目的地找，找到了又能怎样，我已经无心去想。两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条无法证实的消息，说柳叶到了北京。我很伤心，但始终不相信柳叶会真的去找乔良。
后来我到银行查了柳叶的供房记录，发现这几个月存款没断过，款项来源都是北京。那一刻，我的心都快碎了。柳叶真的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再也感受不到对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银行出来，我在寒风里站了好久。我好像不认识路了，城市已经换了容颜，我也不再是昨天的刘角。这场巨变来得不知不觉，等我发现时已然触目惊心。我的故事就像一出出戏剧，开场了谢幕了，又开场了又谢幕了。我和我爱过的两个女人都是剧中演员，她们演完各自的角色便相继退去，留下我孤独地站在舞台中央，不知该何去何从。
1999年春节后，我重蹈了李力真的覆辙，被公司贬为黑龙江省销售经理，即刻发配哈尔滨赴职，无诏不许回大连见驾。我随即辞职，在大黑山下的杏林小区租了一间便宜房子，准备于青山绿水间消磨余生。
在我不幸被生活谋杀的日子里，远在德国的郎燕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声援。为了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她极力动员我去德国观光疗养，有可能的话留下来求学。
我矛盾了很久，最后决定再好好找一找柳叶，如果找不到的话再作打算。我多次去看望柳叶的父母，哀求他们告诉我柳叶在哪里，可他们视我如仇，不吐露半点口风。我又去虎滩小区寻访乔良的寡母，发现老太太已经人去屋空。
那几天我无意中得到了迟丽的消息。翁小玲说迟丽回绵阳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已经找了一家电器贸易公司上班，晚上还去夜校学习财务课程。翁小玲不知道迟丽的电话和地址，只有她一个Hotmail的电子邮箱。我给迟丽写了好几封伊妹儿，都如石沉大海。
我去了老虎滩，在我和柳叶曾经拥坐过的地方久久伫立。这里有个美丽的传说，讲的是一只老虎和一个少女的故事。如今老虎和少女都不见了，只剩下这么个传说和这么个海湾。我和柳叶不也是这么回事儿吗？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即使找到她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终于给郎燕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愿意去德国。迟丽可以离开大连，柳叶可以离开大连，我为什么不可以离开大连呢？真的懦夫，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最好的苟活方式就是离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一边在外语学院学习德语，一边办好了赴德留学手续。离开大连的前一天晚上，顾蕾请五洲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家煎炒烹炸了两桌美食，请了孟庆钧大李子等十多个铁字号的哥们儿来恶搞，还将凑来的几千美元塞到了我革命的小手里。
我第一个喝醉了，开始朗诵诺查丹马斯的灾难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