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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
当时正值蒋、冯、阎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李立三的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在上海制订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进攻加武装暴动计划时，一定热血澎湃。
如果蒋介石看到这份《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定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计划”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的三年之间，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杀共产党不眨眼的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贴一张“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布告，便只身逃向湘江西岸。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
据说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头塞进嘴里。攻陷长沙更使他声若宏钟。8月6日，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
“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
“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键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键部队接触的时候，何键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
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地向红军投降”。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
要总指挥亲自发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
震惊的副产品便是满天飞的流言。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的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
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
“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记”，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慌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战场上的对手阎锡山、冯玉祥抓住时机，立刻给蒋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纵共殃民”的帽子。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掺和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为了剿共，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确实是有十八般武艺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
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
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
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阎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比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
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阎锡山；普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
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地结束。
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人赣参战。
“生力军”却不愿生力。
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是有共军骚扰，走走停停，甚为迟缓。
孙连仲的部下则开始破坏南下的铁路和车辆。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战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
待蒋介石、何应钦软硬兼施，将王、孙两部连哄带压弄到指定地点，原定作战发起时间已经仙逝了半个月。
以非嫡系军队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盘算的一箭双雕。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