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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同事说：那不是你家媛媛吗？
我说：瞎说。媛媛穿衣服这么难看吗？
车辆路过她时，我将身子侧了侧，遮住同事目光。我看到她头发凌乱，眼睛浮肿，鼻子和嘴巴苦着，神情畏惧地望了车子几眼，露出什么也望不到的怅憾来。我想这就是媛媛你么？我还好跟车出来了，你要是到大队找我，岂非丢死我的人了。我不解，自己怎会和这么丑、这么寒碜、这么没品的女人谈三年恋爱，还要死要活的，中了邪么？入了魔么？你瞧你穿的什么啊，做迎宾小姐啊。
可是车一开远，我又伤感了，究竟是有个地方回不去了，是有个女人回不去了，究竟是摧毁了。
我又想她可能有事找我，便像老师备课一般备起台词来。如是等待，手机竟是没有反应，而车已经跃上高速公路，将指示牌一块块弃下，将清澈的路面像履带一样拖起来，我便困了，止不住瞌睡起来。如是行一百里，司机忽拉一声警报，我便睁眼看到前方一辆卧铺车匆促打方向，然后又耸一下肩膀，停路边了。我们的车嗖地飞过时，我好似感觉那扫视过来的乘客，个个是周力苟，个个是汪庆红，他们在艰难等待汽车修好，好去我们省，好去2月14日，而我们这辆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则朝着他们省，朝着2月14日以前，一路狂奔。 。 想看书来
极端年月（20）
我想到他们二人在卧铺车停下后，担心车顶放着的编织袋。
汪庆红说：路上颠簸，爆炸了怎么办呢？
周力苟说：炸药这东西文静得很，你锤它砸它它都没脾气，你点它才麻烦。
汪庆红说：要是别人扔的烟头吹到车顶呢？
周力苟说：风会把它吹走。即使吹不走，火也小了，想烧透编织袋，没那么容易。
汪庆红说：司机和售票员没发现吧？
周力苟说：发现了还不说？
汪庆红说：可现在停车了呀。
周力苟说：停车也没见他们跑啊，他们知道有炸药，还不跑？傻乎乎拿钳子干嘛呢？
汪庆红说：万一发现了呢，要扭送到公安局啊。
周力苟说：送吧送吧，人总有一死，要死卵朝天。
汪庆红说：你这么说，我就好受了，我还以为是我逼你死呢。
我这样想，又觉不妥，因为旅社老板所说的周力苟，原是可怜软弱的。这样想还有个麻烦，就是周力苟有形象，而汪庆红没有形象。神笔马良根据旅社老板的讲述，补充补充，算是画出了周力苟，而汪庆红作为13号尸体，却始终没画出来。神笔马良说：他的头顶、鼻骨和面颊骨全破坏了，像被牛踩了几十脚。
后来天逐渐黑下来，路难走。也许我们还走错了，下高速，过省道，竟跑河里去了，车轮在河里转圈，甩了我们一身泥浆，我们骂司机，司机说地图上就是这样的啊。爬过河，又是山，那山路似纠缠于柱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照向惊愕突兀的山壁，一会照向虚渺，总好像要将我们摔倒太空去，我们实在害怕，便让车停在阔地，搬大石固好轮胎，睡车里了。清晨醒来，我发现文宁县城就在眼下，摆着公园、烈士陵园和大大小小的楼房，像个破盒子。
我兴奋不已，却不料又走了半个上午。
后来去吉祥乡则索性没有柏油的意思，有时小心开很久，还得倒车，因为对面装猪的车没有倒车功能。到了民居改建成的吉祥派出所，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勒令吃土鸡，如是酒行三巡，我们着急，副局长说，人都死了，急什么？
我们复核派出所户口档案，发现周力苟确有此人，却无照片，内勤说补办身份证时缺相片，撕下了。我想，管他呢，找到周力苟家就可以了，就有数了。这样到了傍晚，我们坐摩托，屁股都抖散了，才走到周家铺村六组，却发现传说中的周力苟脸变瘦，痘变没，驮着背在屋内抽烟呢。
我说：你是周力苟？
周力苟说：我是周力苟。
我们跑了七百多里，跋山涉水，像哥伦布穿州过海，冒千辛万苦，想看死人，结果死人健在。我不死心，问，你说身份证两年前掉了，知道掉给谁吗？
周力苟说：娘啊，我也想知道呢。
我真想抽他。
回来后，那副局长安抚说，还有汪庆红呢，汪庆红可以查嘛。
但是我的双手已然空空，心里也是这样，我们原盼以周力苟带出汪庆红，现在却只剩汪庆红这光溜溜的名字了。这名字，一无民族，二无生日，三无住址，往哪里查？而且庆红庆红，全国庆红多矣，鬼知是哪个庆红。
此时，手机响了，来电是本省的。我心想是媛媛的，却不料里边喷出来的是个急切的男音，我是周三可啊，我是周三可。
我没好气地回道：干嘛？
周三可说：我问钱，钱是不是可以发了？
我说：别想了，你那身份证没用。
1998年5月19日…5月27日
回文宁县城后，我们用一周时间，查到该县有12个人叫汪庆红，全部健在。我一个个地召见，一个个地问：去过隔壁省吗？去过长江大桥吗？掉没掉身份证？他们晃着大小不一的头，答：没有，没有，没有。我继续说：这样吧，你发发声，发高点，发尖点。这些老头、小孩、年轻人，努力配合，学鸡叫，唱《青藏高原》，但我始终听不出有多高尖入耳，又多不高尖入耳。我糊涂了，糊涂得不行。人都死了，怎么会给你唱歌呢？但大家觉得是大事，唱唱无妨，唱唱就清白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极端年月（21）
更糊涂的是，周力苟的身份证掉在县城，可能是本县人捡了，可是查遍本县，也没听说一个五大三粗的活人失踪。如果是外地人捡到，就要全国协查，或许能查出三五十万的失踪人口。汪庆红更可怕，他要真的是汪庆红，文宁县查不出。以文宁县有12个估算，全国恐怕得有三四万个吧。万一是假冒的汪庆红呢，怎么办？又得让这三四万个汪庆红回忆身份证都借给谁了。万一是掉了，又怎知是掉给谁呢？又或者，那13号尸体本来就做了个假身份证呢，怎么查呢？大海里的冰棍看来是要化完了。
我们鞠躬作揖，托付他们帮我们慢慢排查，便灰溜溜地上车回家，上路前，问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说，没有，就只这条山道，保重。吉普车抬腿上山，蹬腿过河，在省道上撒开腿子跑，跑了半天，好不容易上了高速，我们便去加油站加油。这时，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忽又来电，说又有一个汪庆红来自首了。
我说：你们问清楚了吗？
副局长说：没过细问，你们快回吧。
我心想你们问完了再打电话也好，别让我们又来听大活人唱《青藏高原》了。但是既然有求于人，你能怎样？
我们的吉普疲惫地停进文宁县公安局后，一个穿污秽白工作服的男子跪爬过来。我一下车，他就说：我该死，我真该死。
我说：你是汪庆红吗？
那人说：是。我不是那个红字，我的虹是气贯长虹的虹。
我说：你不是嘛。
汪庆虹说：我从小到大都用这个虹桥的虹，户口本上也是这个，但是身份证上又是祖国河山一片红的红。
我心想，户口上叫虹，身份证又叫红，这事情多着，侯耀文侯跃文、闫肃阎肃我也分不清楚了。便又问：你的身份证是不是掉了？
汪庆虹说：没有，我的借给别人了。
我忽然一振，说：借给谁了？
汪庆虹说：吴军。
我说：吴军是谁？
汪庆虹说：以前我们食品厂的工人。
我说：吴军声音尖不尖？
汪庆虹说：尖。
我说：怎么个尖法？
汪庆虹说：像是鸟儿叫。
我急掏手机拨打幸福旅社，接通后说了些就把手机给汪庆虹，让他和老板单独沟通，两人嗯啊哦，一会儿学鸟叫，一会儿学“别哭啦，哭什么哭”，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竟是达成一致了。
我一旁听得几乎热泪盈眶，心想，果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问：吴军什么时候离开文宁的？
汪庆虹说：不知道，他后来去了东街友丰旅社做事。
我问：你什么时候借他身份证的？
汪庆虹说：去年8月借的，当时我们在食品厂共事，吴军说身份证在澡堂掉了，我便抽他一耳光，说你个婊子样，赔钱。吴军嘴恶，要咬我，可是我们本地人多，硬是要过来他20元。吴军没过多久就被厂里开除了。
我问：怎么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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