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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又有更新的人进来把你往里挤了。”Jessie笑着补充。
Vincent一直有很强悍的神经，那种不怵任何所谓权威或者领导的心理状态一直深为我景仰。作为清华的毕业生，他曾经很轻描淡写地跟我谈过几个后来社会上大红大紫的人物：“×××，哦，那时候老看见他逃课坐在宿舍门口晒太阳……”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谈到一些将来的打算。那时的Vincent已经不满于外企的朝九晚五准备出来单干了。
第17节：思科九年（17）
小马
像是死机之后重启，我回到家后清早起来的时候又能注意到窗外的鸟叫了。
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多，除了老海和阿伟之外，又多了一个销售，名叫小马。
那时的小马长得白皙干净，经常身穿全套的西装。拿起电话第一句经常会是：“喂，您好，我是美国思科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客户经理……对对对，思想的思，科学的科，呃，不，不是抠门的抠，是科学的科……”
我经常旁听他在电话里介绍公司的背景包括股票市值和员工数量以及年销售额，等等，但每次数字都不太一样，弄得我也对这些数字糊涂起来。等到日后我也在干同样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把这些数字每次都说得一模一样确实是件挺难的事情。
小马很敬业，经常看他趴在办公桌上打电话。办公室里几个销售打电话的习惯各不相同：老海喜欢以一个最舒适的姿态缩在椅子里小声嘤咛；阿伟很豪放，经常说得兴奋不已边哈哈大笑边点燃一根烟，后来说到更兴奋处又把烟灰点到自己刚泡好的茶里；小马则喜欢趴在办公桌上长篇大论地跟人沟通。
虽说他们姿势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习惯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打电话过程中说到某个环节会立刻起身如内急难耐一般走进会议室，然后关上门继续。
这一点给当时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小，我就因为变态的好奇心被好友喻为喜欢在孔雀开屏的时候跑到孔雀背后去看的那个人，现在更是心痒难耐：这些家伙在里面说些什么呢？
老海
经历了第一次的疼痛之后，我的工作渐渐开始变得顺畅起来，和客户的交流越来越多，和老海的沟通也变得无日不在，尽管有时这种沟通并不那么愉快。
我琢磨过老海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另类。除了在客户面前，他经常表现得漫不经心和魂不守舍。大家在热烈谈论一个话题的时候他茫然地置身事外，等到大家话题已经转移了许久之后他却突然很兴奋地说起刚才的事情。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的通信协议有问题，不太容易沟通。
后来我通过对其他销售的观察，发现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个问题，就好像是脑袋里的大部分缓存空间被别的什么东西占用了。
他们每天在想些什么呢？
一天，我正在做事，老海穿着一身运动装走了进来，对我说：“兄弟，走，去看车去。”
前几天和他就摩托车这个话题聊过几句，他喜欢摩托车。
我带他来到一个摩托车大市场，他刚开始还兴高采烈地跟我边看边评论，然后又开始走神了，一个人默默地跟在我后面走。
后来他找了一辆要试试。发动机猛地被扭响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回来了，他俯下身子，两脚一蹬，窜了出去。
我当时还真有点担心，他还能神志清醒地回来吗？
老海
由于这段时间常驻在这里，因此有时候老海就在会议室参加周一的例会。
从会议室出来的老海，有时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一出来就在办公室里乱转找人聊天；有的时候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坐在他那个稍微嫌小的椅子里用胳膊肘撑着扶手，手指顶住太阳穴，发呆。
尽管有时跟他的沟通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他这样我还是会主动跟他聊聊。
“兄弟啊，还是你们做工程师的爽。”这是他和我聊天时亘古不变的主题，但他每次只说这么一句，从不说后面呼之欲出的那句“做我们销售压力太大啦……”
我说：“那你当初怎么不做工程师呢？”
老海看了我一会儿，笑了。
后来跟团队里面其他工程师通电话时侧面了解到，老海在加入思科前曾经在国营企业做到了很高的位置，老板对他的期望值也一度非常高。而这段时间的他销售数字非常不好，每周在例会上会承受相当大的来自老板的压力。
我有点明白我现在的压力来自哪里了。
我为自己处在这个食物链的最底层而感到有点悲哀。
老海
项目进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开始作一些标书的前期准备了。
第18节：思科九年（18）
我手里拿了一些其他客户的标书作为参考，研究技术应答书变成我每日工作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技术应答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件，客户方面提出对设备的具体技术需求，一条条地列在那里，要求厂商回答。
厂商怎么回答呢，在没看到第一份应答书之前我的脑子里还真没组织出具体的词句。说“我能”？“我一定能”？好像不太专业。
看了示范性的标书之后知道，原来是要说“满足”或者“支持”，有的还说“理解并支持”，我觉得这个有点蛇足，既然支持，那么肯定理解；难道还有谁会说“不理解并支持”的吗？
可你还真别说，日后我看到过回答“理解并不支持”的厂商，具体名字我忘了。不知道他是粗心打错了字还是想诚心质疑客户提出的技术需求。
喜欢和文字较劲，是我的一个大毛病。
有天晚上我和老海加班，我应老海的要求把格式修改了几遍的标书再一次打印出来。
老海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文字好像还是不对。”
我又看了一遍说：“没什么问题啊。”
他说：“还是觉得不好，再改一下。”
疲惫无比的我觉得他成功地触摸了我的底线：“我对我的这个标书负责。”我说。
之后我们争了起来，一度很僵。
办公室里只有那个质量不大好的日光灯镇流器在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兄弟，吃饭去。”
在那个已近打烊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蟹先生饭店里，我们聊了很多。我记得后来两人好像还喝了两杯，就像两个尽释前嫌的老朋友。
老樊
忘了是思科的哪个老板有过一句名言，说每天工作再累、心情再委屈，只要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思科的股价，就什么都有了。
当时思科的股价还在上升期，每天创新高变成一件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因此，那时满世界到处开会在思科也变得顺理成章。
那年冬天在海南三亚开全国工程师大会。
思科开内部会议的传统是普通员工两人共享一个标准间，老板可以单间。每到这种时候，选择和谁同居变成一件挺微妙的事情：第一，选择范围有限。一般共享房间的都是团队里面的同事；第二，各自生活习惯未知。是否抽烟、睡觉时是否打呼噜、晚上是否磨牙等等平时彼此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对于同居的那几个晚上却变得非常重要。
那次的会议我和老樊同住，当时工程师团队里也只有我们俩抽烟。
和老樊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聊天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回忆。记得那时聊些各自的工作感受，接触的有趣人物，以及团队里面的人事琐事。老樊谈事情一直很含蓄，但我问问题也很执著，结果到最后老樊总能坏笑着默许我的推断。
我说：“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老樊沧桑地说：“自古有人处便有纠葛，没什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还好，地处偏远，够不着。”
我说：“两个人也有不少麻烦。”
老樊长叹一口气：“都差不多。咳，看在思科股票的分儿上吧。”
老江
亚龙湾的凯莱酒店有自己的专有沙滩。晚饭后我一个人到沙滩上走，海水一遍遍从脚上掠过，清凉而刺激。我到沙滩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椰青，躺到凉椅上用吸管慢慢地喝。
我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海风渐渐地凉起来了。
回到房间，发现老樊不在。周围几个房间的同事也都不见踪影，打手机也没人接。日间好像听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兴隆的小镇，那里到了晚间会有精彩的表演。
想起这个，我顿时心痒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