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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国际舞台，足球还可以织起最不可能出现的网路。例如这一届的世界杯，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能否打进16强，因为曾经宣称”纳粹大屠杀并不存在“及”以色列应该在地图上消失“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届时可能亲赴德国观赛。欧洲政界及犹太人团体早就强烈抗议，要求德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战墨西哥的比赛中，也有许多人示威，谴责在场的伊朗副总统。可是最怪异的情况发生了，一批极右德国新纳粹分子居然聚众游行，声援来自中东世界的伊朗队。这些平常在欧陆不会特别宽容的种族主义者，现在竟以内贾德为同道。
伊朗总统内贾德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固然站稳宗教上的保守路线，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援；但他同时也是个打民粹牌起家的政客，精于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和迎合大众的民粹倾向并非总是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的。
美国《新共和国》杂志主编FranklinFoer在《足球如何解释世界》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伊朗的”足球革命“，让我们了解到足球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维王朝奉为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及至什叶派教长掌握政权，虽然讨厌这种袒露大腿的运动，但已无法将它从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总统卡塔米和现在的内贾德都标榜自己是球迷，在竞选的时候纷纷找来明星级球员助选。可见即使在伊斯兰神权政治里面，外来的足球还是一种统一民心的手段。
问题是在于世界杯是以国家而非宗教为单位的，这个世上只有伊朗队，没有”什叶队“。于是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潜在矛盾就被足球给射穿了，触发这火头的是另一组社会矛盾——根据伊朗当局的规定，女性只宜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转播，不可到现场观赏那些男性的躯体，更不能在球队获胜的时候拥到街上庆祝。
1997年，当伊朗队在墨尔本打赢了澳大利亚队，首次取得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门票，凯旋班师德黑兰，在世上最大的球场阿札迪搞庆功大会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女球迷不理禁令，脱下长袍，拥到球场闸门前，意图冲进场内。她们喊的口号就是”阿札迪是我们的权利“（阿札迪是自由的意思）和”我们也是伊朗人“。吓傻了的警卫居然就让一部分女球迷进了球场。这就是有名的”足球革命“了。这些女性用民族主义当武器，要求和男性同享足球带来的光荣与乐趣。自此之后，足球就成了一种解放的象征，不只是女人的议题，还是一些被压抑的诉求释放的途径。因为在球场里面，亢奋的大众可以喊出粗俗无比的言语，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好些球迷俱乐部实际上成了女性主义和公民社会意识的温床。
为了贯彻他的民粹路线，为了掌握最新的形势，内贾德不只在本届世界杯前向伊朗国脚致意，说他们的成就媲美那些正在开发核技术的科学家。他甚至还在4月宣布解除女性进入球场的限制，让伊朗女球迷欢喜若狂。虽然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最后又否决了这道命令，使一切打回原形，但这到底是这位总统和老教长们的第一次公开矛盾，令人瞩目。
足球绝对可以成为政治权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过来滚动出当权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开社会被压抑的另一面。看来那句老话果然有理：足球的确是圆的。
原题为”政治之手永远抓不牢足球“，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6月16日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据说1994年当拉丹还住在伦敦的时候，是阿森纳的球迷，偶尔甚至会进海布里球场看球。一个许多人眼中杀人不眨眼的狂魔居然也是球迷，而且还是一支英国传统球会的支持者，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知道他今天还看不看足球？要是看的话，他还是看英超特别是阿森纳的球赛吗？假如他躲在巴基斯坦的山区里，收不收得到卫星电视的讯号呢？他会不会和我们一样，为了世界杯而废寝忘食？与我们同时握紧拳头，同时挥臂高呼？
一颗小小的足球就是这样提醒了我们，原来大家全都住在同一个地球上。我族人类，不论肤色、语言、文化、性别、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全都有爱有恨，会欢呼大叫，也会悲情落泪。尽管我痛哭的理由可能就是你狂喜的原因，比如说我支持的巴西队败给了你硬挺的德国队，但是无疑我们都是有情绪，而且情绪会起伏的人类。足球证明了这点——往往在我们骂人”不是人“的时候忽略掉的基本事实；即使拉丹，原来也是一个人。
说到今天的足球，很难不联想到全球化。在芸芸论足球与全球化关系的文章中，最有力也最不失精简的人，大概就是科尔·比威特（DirkKurbjuweit）在德国《明镜》周刊世界杯特辑上的《全球游戏》了。
他指出：”美国是政治上的全球强权。其他的强权则是以美国为家的大型企业：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微软与谷歌。
不是反美，只是我们应该庆幸至少有一种力量使得全球化不会沦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的确，又有世界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全球贫富强弱悬殊的年代，看到一丁点公平的希望。原来饱遭内战困扰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是可以和欧洲豪门并驾齐驱的。只有在世界杯的球场上，伊朗可以暂时抛开被排挤的阴影，与其他国家同台往来。也只有世界杯，能够让南美人挺起胸膛地站在美国面前，昂首宣布：”我是王者。“四年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稍微记起巴别塔（TowerofBabel）崩塌前的人类本是同一种动物；四年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暂时忘记世界本是何等的不公。为此，我们都应该恳切地祈求上苍，不要在这个月里降下灾难，恐怖分子不要发动袭击，美军不要再滥杀平民，种族主义者不要把仇恨化为暴力。毕竟我们只有这美丽却又可怜的一个月。
原题为”美丽又可怜的世界杯月“，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6月14日70———————————————————————————————————————————————————————————鸣谢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石元康教授，他是华文学术界第一代的罗尔斯（JohnRawls）专家。我愚钝懒散，没能学到他研治政治哲学的半成功力；可是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客观分析与清晰逻辑的魅力。
多谢《明报》的刘进图先生和陈锦强先生，《am730》的冯振超先生，《南方都市报》的李文凯先生、邓志新先生、何雪峰先生、李海华先生和评论部诸位同仁，《南方周末》的鄢烈山老师及蔡军剑先生，以及”牛博网“的罗永浩先生。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鞭策，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出不来的。
多谢邓小桦小姐及陈景辉先生，他俩花了好大工夫才把我散落各处稿件收集齐全。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的刘瑞琳老师，她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蒙她不弃，拙着方得面世。陈凌云先生、吴晓斌先生及李丹婕小姐勤奋精细、博学敏锐，是每一个作者都会梦寐以求的专业编辑。而陆智昌兄在极有限的时间里面不眠不休地设计拙着封面，这份人情义气，我怕我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