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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贝卢斯科尼只是个说话不经大脑的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案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情治部门就怀疑他涉嫌勾结黑手党走私毒品；他从政之后更是公然地以权谋私，一方面贿赂法官和议员，另一方面则推出一些法案方便他的企业成长（例如把全国教科书的网上售卖权交给他的公司，将意大利足球联赛的电视转播权从国营电视台转到他拥有的电视台手中）。美英攻打伊拉克，意大利也加入了，而他自己的企业则在重建合约里分到了一杯羹。用一句话来讲，自从贝氏当政，其家族财产增加了三倍，现在是意大利首富。
与此同时，在过去五年里，意大利是欧盟诸国之中经济增长得最缓慢的一个，各项经济数据中攀升的是外债数字。它在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的地位，则刚刚被中国取代。贝卢斯科尼曾于2001年在电视上对着国民签下契约，承诺要减税，要增加基础建设，要增加补贴和福利，还要降低犯罪率。这些承诺今天一一落空，税没有减成，公共医疗系统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教育开支还要加三倍才能达到欧盟标准。至于大型基建，大部分因为太过异想天开而停摆，例如一道比巴黎艾菲尔铁塔高一倍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还有一条穿越阿尔卑斯山、全长52公里的隧道。
最近一期的德国《明镜》周刊把贝卢斯科尼叫做”意大利的怪癖“，”很多外国人和意大利人聊天谈到他的时候，脸上的奇怪笑容就像说到拉丁大情人或黑手党教父一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政府变换之快犹胜走马灯的意大利，贝氏独受国民拥戴长达五年之久？而到了今时今日，他竟然还受到一半意大利人的支持？
这当然牵涉到意大利本身独特的国情。例如它严重的南北差距，众多保守的小型企业主，中间倾右的政治势力中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此外还有意大利那宽广无比色彩斑斓的政治光谱：意大利共产党是芸芸左翼政党中的第二大党，再往左靠还有更激进的小党派；现任外长费尼率领的”全国联盟“则是右翼中的第二大党，这个政党直到今天还公然展示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标志。可见意大利人政治取向的差异大到什么地步。而政治力量越是分裂，政坛斗争越是陷入泥沼，人民百姓就越是厌倦传统政客，期盼新鲜的面孔和有性格的强人。
当今民主政治的一大危机，就是这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人民对严肃的政治议题丧失兴趣，见到正经的政治脸孔就感到沉闷。于是，一批善于鼓动人民情绪、擅长表演多于从政的”明星“就有了可趁之机。日本从小泉首相以降的一系右翼政客，就是这种新世代角色的标本示范。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无惧传统、敢言敢当的反叛英雄。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形象装作清流新风。
如果这些人恰巧还是富商，那就更有说服力也更危险了。泰国的他信就是一个例子，他不只可以调动庞大的竞选资源，使对手无力反制，还可以用自己营商的成功例子说服国民：我既然搞企业搞得这么出色。治理政府当然也有一手；我既然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当然也能叫大家发财。
贝卢斯科尼是这类人里的极端。他不只有钱，而且拥有两项最足以左右意大利国民的资产：足球和传媒。他是意甲强队AC米兰的班主，20世纪80年代叱咤一时的AC米兰”荷兰三剑客“就是他收购回来的宝贝。而他亲手创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ForzaItalia），这个名字原本就是来自意大利球迷为国家队呐喊加油时的口号。相当于中国球迷在场上吼叫的”雄起“。当他在1994年第一次出来竞选总理的时候，AC米兰球迷会简直成了他的竞选后援总部，全国的AC米兰球迷也都自动过户变成他的选民。
最能巩固贝卢斯科尼权势的，当然是他独步意大利的传媒帝国。他不只利用电视和电台的时事节目设定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议题，在报纸上降低甚至消除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讯息（例如他在法庭受审的报道），在杂志中追击抹黑对手的私生活。还利用旗下广告公司的户外展板与大屏幕电视，把自己的样子散布到意大利全境。如果一个外国游客这阵子到意大利旅游，他大概会以为贝卢斯科尼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意大利则是他的私人庄园，因为他的笑容无处不在。这就是贝卢斯科尼给大家的最大启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写的”老大哥“是在掌握政权之后，才使得自己成为国民最熟悉的形象；现在一个富豪政客却可以先让自己的笑脸投射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再掌握政权。
原题为”意大利是富豪干政的坏榜样“，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5月03日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与呼，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的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
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
比尔·盖茨最近发现要改善第三世界的卫生状况，不能不从减贫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帮助贫民搞小买卖谋生脱贫，没有银行愿意贷款是个难题，于是投资开设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微型金融机构“。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的真义了，不以赚钱为目标的银行和药厂是不存在的。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善举，吊诡地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经济帮不了最苦的人，我们只能期盼个人偶发的善心。然而，这世上还有多少个盖茨和巴菲特呢？
原题为”看不见手，更看不见良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7月14日68传媒帝国的阴影给人骂了几个月之后，默多克终于在8月9号开腔响应：”在收购《华尔街日报》的这三个月里，其中一件最辛苦的事就是面对批评了，那些刻薄的语言只适用在搞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身上。“他也没说错，在《华尔街日报》将被他收购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只网上的另类媒体大肆攻击这位”邪恶大亨“，连许多备受尊重的主流传媒也不放过这个”澳洲来的骗徒“。其实早在这桩震动全球媒体界的大事发生之前，默多克的”邪恶“形象就已经家喻户晓深入民心了，甚至连007系列电影其中一集的反派角色也是用来影射他的。
默多克到底做错了什么？根据一些反对者的说法，他的罪行简直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所以还真有好几本书即要用上数百页的篇幅来罗列他的恶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他降低了新闻的水平，例如他旗下的《纽约邮报》和《太阳报》都是擅长贩卖腥膻色甚至不实的驰名小报，而他的旗舰电视频道”福克斯“（Fox）则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