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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恶搞“，就是这种”不正之风“的代表，以戏谑调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题材片段，变奏变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制《无极》变成谐趣的短片，将宣传机器认可的价值观和相应口号扭曲为逗人的笑话。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传的”段子“不同，现在有了无远弗届的通讯网络和廉价方便的电脑技术，”恶搞“作品可以用视频和手机短讯的方式在公众领域流布。因此有关部门就格外紧张，觉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广电总局在9月份开始规管互联网视频，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戏剧内容的视频，也要和电视电影一样接受审查监督（请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审的话，会是什么状态）；第二，把传播视频的资格限定在新浪和网易等几家大型门户网站手中，以方便管理。这对方兴未艾的网络视频热潮当然是个严重的打击，所以激起了许多网民的争议。
其次，则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刚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重点放在”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这项法案为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和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娱乐、动漫产品以及网络信息等，对此类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制售传播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这些动作一般被解读为是要打击”恶搞“，压抑不良的社会风气。且莫论它们实际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别管它们会发生什么效果；我们只专注一点，去看看打压”恶搞“的理由。回到《中青报》那篇文章，有这样的说法：”不以为丑，反以为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既暴露出当前某些引导舆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场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现象。如何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舆论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绿色舆论环境，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从这番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丑美耻荣“等字眼是在呼应胡锦涛提出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八荣八耻“；而”和谐社会“这个最流行的术语则是胡温新政的一大目标。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恶搞“不只是和新时期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对着干，甚至还有破坏和谐社会的可能。
所以”恶搞“也就成了国家的大敌了。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通常不愿太过介入道德领域，进而把国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国家存在的目标之外。也就是说，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为尧舜，并非国家关心的问题。尽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两断，但现代政府一般都不会承认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个道德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中国的情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来，道德学习就是政治动员的一环；而政治动员又是回应形势变化，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锦涛才要提倡”八荣八耻“，一方面在制度建设门径以外强调个人操守的学习进化，以回应国家机器腐败恶化的趋势；另一面则藉此树立自己的主张，承接历任中共领导人用”哲学“和”思想“宣示地位的传统。
有些论者以美国白宫记者的周年派对为例，指出连美国总统也不顾身分，拍短片来恶搞自己，与民同乐；中国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实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问题，而是政权合法性来源不同的区别。一套正面的道德观和相呼应的领导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国政府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宝，因此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恶搞“，实在无异于颠覆。
可是”恶搞“真有那么可怕吗？表面上混乱了主流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笑话就真能动摇国家大本吗？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喜欢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汀（MikhailBakhtin）的论着，指出传统欧洲城镇的狂欢节是对社会秩序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类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对里面，小丑可以临时扮演国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时法相庄严的神圣象征此时都成了嬉闹的对象。同样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绝不罕见，即使规矩严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庙会也是男着女服，女扮男装，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腾得没了。中央纵有不满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玩笑不只无伤大雅，反而还宣泄了过度的压力，有助于日常状态底下固有秩序的维续。所以这种颠覆只不过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无伤大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其《无权者的权力》一文里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着名的例子：一个蔬果小贩在其店铺的墙上贴了一张书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但买卖蔬果其实和这张标语固然没有一点联系，那个小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这句话的意涵。但是在共产党治下的捷克，张贴展示这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道德口号与政治标语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杰克（SlavojZizek）形容这种状态下的政权是个”道德沦丧的政权“。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他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所以广电总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该对付”恶搞“，反而得欢迎它们。因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调戏官方认可的价值观，而是他们高举”八荣八耻“的标准，据之严肃地检验所有国家干部的言行。
原题为”人民一发笑，政府就思考“，刊于《明报》2006年09月06日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所有政府都有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保姆，将人民看做孩子的倾向。它们害怕只要一不留神，人民就会犯错甚至犯罪。为了防患于未然，它们会忍不住想从”根处“下手，消灭人民走上歪路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那个可以深深影响老百姓的”根处“呢？通常被指出来的就是媒体了。根据一种流传已久但在学术上仍然无法确证的常识，媒体是能够教化受众的。如果一个人老是看描写黑社会的电影，他很有可能会变成黑社会；假如一个人老是看《超级女声》之类的选秀节目，他的品位会变得很坏。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会，为了防止整个社会的品位低俗浮浅，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所以广电总局最近下令，各地电视台”选秀节目“的播出时段不准超过两个半月。原因就是这些节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没好处。
先不管传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学理争论，也别碰”超女“之类的节目是否低俗的审美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反而是这种”保姆政府“的假设。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只要进了广电总局之类的部门，就会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品位，比较有能力去辨识美丑善47恶？是不是这些部门都有一些严格的甄选机制，少点智力少点艺术上的天分都进不去呢？还是它们都有精深的培训课程，使得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经过训练之后能够摇身一变，成了看电视的专家？答案我们是知道的，在媒体管理部门工作的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可见，”保姆政府“不只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备受争议；就算我们真想要一个把人民裹在襁褓里的政府，也很难去找到有足够资格当保姆的官员。那么政府是否就彻底放手，让媒体放任自流呢？当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