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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难怪有回听一个外国教授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玻t。
本人忝为佛教徒，近日却在电视节目中因为一时激愤，失却正念，粗言辱骂了足协主席谢亚龙先生，不只犯了妄语戒，更伤害了谢先生和他的家人，谨此向他致上诚挚的歉意。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读者和观众在我身上看到教训。此等劣行，实不足法。
然而，我依然以为谢先生要求国家女足成员做检讨，批评她们”三无“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女足的拼搏精神，我辈球迷有目共睹，真不知道谢先生以何标准说她们没有斗志？相反地，男足在对比利时的那场赛事里明明犯了极不君子的错误，谢先生竟然还称赞他们够拼搏，他的判断为什么会和我们差这么远呢？
平心而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不是谢先生一个人的错。可是当年国家请他担当舵手之职，难道不就是为了痛改沉痾，为我国足树立新风吗？几年下来，谢先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就算当下的成积不行，起码也要给出一套令人信服令人可以期待的长远方案吧？如果两样都没有，我觉得谢先生就应该背起责任，引咎辞职了。假如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不单要向他道歉，更要为他的勇气和承担而鼓掌喝采。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08月21日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2008年08月22日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38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