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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凭着关系和贿赂却能考上研究院，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发备读书了。假如有些公家用车能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视交通规则如无物，但又仗着特权从不受罚，别的驾驶者又何必再死死地跟着种种道路安全规则开车呢？
36一条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大家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尊重这条规矩；要是有一堆规则的执行不够公正，那么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文化就要破产了。如果不守规则不仅不用受罚，甚至还能得到好处；大家乖乖地循规蹈矩岂不是太笨了？”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人或许得死；但到底还是有不只不死甚至发财升官的机会呀！当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们就不再相信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原有的规则至此就只是一纸具文罢了。
犯规仍然是有风险的，我们应该假设没有人天生就喜欢犯规。但大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人犯了规却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再仿效他们的办法，归纳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能避开逾矩的恶果。这些使人犯规之后照样平安无事的办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潜规则“。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就算表面上的规则已且失效，大家还是会阳奉阴违地在表面上同意它支持它。可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再发展下去，终于会有一场典范转移。危机重重的表面规矩被彻底扬弃，然后堂皇登场的就是原来潜伏在暗角的规则了。
山西黑窑事件之所以是个巨大的警号，就是在于黑窑女主人指责地方官员的那一句”他们就知道收钱，但不给办证“。终于有人觉得交钱解困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潜规则。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宣之于口，并且假设大家都能理解同情的常规了。应该保障劳工权益的公仆变成了人贩，应该维护治安的警察变成了闲事少管的路人，照这逻辑来说，似乎也都是正常的了。经营黑窑的这一家人犯下了如此邪恶的大罪，不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收钱就得办事的公平新规则。所以这名坦白得吓人的女子才能如此无悔无愧地向大家”揭发“那些收了钱的人不按规矩做事。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当局与其填缺补漏地强化原有的规范体系，还不如研究如何与百姓重建新契约。
原题为”当潜规则变成规则“，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7月06日”“”“”“真”“：”范跑跑“的真性情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
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
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
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却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
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了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9日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要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原来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既然有十三亿人口，就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甚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甚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足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37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难怪有回听一个外国教授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