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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台湾过去八年来的种种乱象的确叫许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仪民主选举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么久的民主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着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杨照这般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
可是，最后他却发现：“我们万万也没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当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价值，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所有崇高的、伟大的、深邃的、美丽的，竟然都被民主给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连杨照这种曾经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对民主感到心灰，我等隔岸观火的看客岂不更该深思民主何价？于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实用主义的论者，乘机指出民不民主为其次，只要政府确保国泰民安，领导层清廉有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若说集权导致腐败，难道民选的陈水扁就很廉洁吗？可见民主实在保证不了什么。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选举的时候，不丹这个小佛国的第一次大选却好像被我们忽略了。要说“和谐社会”，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标榜“国民快乐指数”的不丹更和谐的了，虽然也有驱逐少数民族和限制资讯自由的事，但它大体上还是个人民生活安稳的地方。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国王凯撒尔年轻英俊，深受国民爱戴，他一力推行民主选举，要把百年帝制终于己手。不丹国民不只不欢迎，还感到非常疑惑，“我25们的国王那么好，为什么要民主呢？”铁了心的凯撒尔硬生生地把下属大臣训练成两个彼此竞争的政党，甚至命人“演出”一场“街头示威”，好叫百姓习惯民主生活（事后，有些淳朴的不丹国民居然受惊报警）。对于国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简单：“你们今天或许拥有一位好国王，但是谁能保证以后的国王也会这么好呢？”诚哉斯言，就算现在的政府再好，谁能保证以后的政府也会这么好呢？陈水扁确实很糟糕，但民进党毕竟还是给人唾弃了，不是吗？这不就是民主选举的自我修正吗？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我们就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了吗？过去八年以来，不断有人拿台湾当作民主的坏榜样，从高层的腐坏到底层的盲目，从媒体的恶俗到“立法院”武斗，一切问题都可以算到民主的头上。如果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粗暴推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比较精致的诡论，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适合民主选举。近年流行一种近乎清谈的“文化分析”，总是玄而又玄地高谈“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总是动不动就从个别的现象迅速上升至“文化层面”，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反映了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匮乏。我们真能如此简单地把民主失效归因于文化吗？
依据最一般的历史见识，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其实是种很年轻的政体，而且远远未臻完善。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十三州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英国的民主更是从大宪章以来，匍匐前行地实验了几世纪，才有今天的格局。饶是如此，英美的进步人士仍觉得现行的体制缺陷重重，提出了种种对治的方法。例如针对当前公关手段横行，选民不熟悉各候选人政纲实质差异的情况，于是有了“审议式民主”的理论和投票前政策讨论日的建议。由于财团势力高涨，政圈权贵勾结商界精英的问题日渐肿大，所以才有左翼学者勾勒出种种代议政制之外的“激进民主”构想。可见即便是国人心目中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还大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又怎能奢求台湾地区在十几年间变得毫无瑕疵呢？
民主或者不民主，从来不只是有无之间的是非题；我们不能以为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体就是个从无到有的简单一跃，或者开电灯般地一按按钮就有了光。相反地，民主没有终点，它是一条漫长的演进过程。不只如此，民主也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机制，一个业已民主化的国家不仅要面对种种问题，甚至还会往后倒退。因此，政治学界除了研究民主化的进程之外，近年也越来越关注“去民主化”这种昔日不受重视的现象了。
其实，单是从各路记者在台湾大选期间得到的透明化招待，与各派政治人物的开放态度，我们就该为台湾短短十多年间的变化感到讶异了。可别忘了，不过二十多年前，参加示威游行还是一件令许多如杨照这般反对派要打从心底发慌的大事。
台湾在过去十多年间产生的各类困难，多是民主转型的问题，多于民主体制本身的毛病。民进党和绿营分子喜用“转型正义”（transitionaljustice）去包装诸如“中正纪念堂”更名等刺激民粹的行动，固然是滥用和误解了此一概念。不过话说回头，“转型正义”本身确实是很值得重视的课题，由威权体制蜕变为民主政治，一定会有许多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隐疾需要省思清理，绝对不是一两场选举解决得了的。例如民进党政府最爱用来“消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白色恐怖与“二二八事件”，这全是两蒋在位时埋下的政治包袱，民进党借之炒作固然不对。
但要是国民政府当年早早自行了断党国不分的恶习，早早清理自己犯过的错误，连战和马英九等后人又何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受辱呢？
台湾的民主实验充分显示出了转型的艰难。如果迟早要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一个具有威权性格的政府就该及早准备，明智并且负责地为未来铺下更顺畅的路基。
说到基础，很多人会说民主很讲究人民素质，以台湾当年的平均教育水准和财富积累，一路走来尚且跌跌撞撞，更不用说其它地方了。
这也没错，实行民主是很考究人民的“公民能力”（civicliteracy）；但我们又不能等到大家都把书念好了，考试也及格了，才开始试行民主。
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例如“公民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性沟通与妥协的能力，它不是从书上学来的，而是来自言论开放的环境中的日夜浸染，来自参与决策过程的经验积累。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成为游泳健将。
如果这回台湾选举的胜利者是八年来劣迹斑斑的民进党，顶多也只能说是台湾人民民主学步的临时顿挫，前路漫漫其修远兮。从这种历史的宽度来看，台湾人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熟反而是奇迹了，社会变化的过程竟然可以快到这个地步。我想起了人人称羡的香港廉政，其实它也只不过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罢了，在我成长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还是个警察四处索贿的地方，你能够相信吗？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化，固然要放在足够长远的尺度下衡量；可一经启动，它有时又会迅速得出人意表。
原题为“假如民进党赢了，民主就是个坏东西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欢迎人民随时致电。证据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因为领导人会上网收集民情。
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时，这些好消息简直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于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没错，即便是号称最民主的国家，也会有民情不能上达，政府行动不完全依循民意的时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这叫做“政治沟通失效”。无奈的是，只要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行政部门，只要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