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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
“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
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21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不知从何时开始，“人格魅力”成为国内媒体一个形容政坛人物的常用词。怪的是尽管大小媒体成天到晚“人格魅力”来“人格魅力”去，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什么是“人格魅力”。顾名思义，“人格魅力”指的应该是某种人格产生的魅力，但什么样的人格才会产生魅力呢？
还是不同类型的人格都有发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们平民百姓有多少亲炙这些据说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知道他们的为人如何？
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的魅力。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述，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是“中国传统”。这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要演好这台戏，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取字谐音，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
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07日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了“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限，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