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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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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空獯蟾乓彩堑乱崦兰苎Ъ液耗榷趼祝℉annah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f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错在放弃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of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Arendt《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14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彷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Benedic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原题为“告别反日,深化反罪”,《明报·笔阵》2005年05月04日、2005年05月11日多元:不同的中国说起民族文化,原来还有人相信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消亡论的影响,于是就有人主张汉人的“中华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汉化方为上策。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拜读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时的震撼经验。虽然纳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闻遐迩,“走婚”的传说也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但却是这部着作令我第一次发现摩梭人社会结构之独特,没想到就在中国,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写整个人类学的无婚姻社会的存在证据,它让我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我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
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开始和我一起听我心爱的爵士乐唱片,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当年第一次见识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还在读中学,“香港大会堂”有几场“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乐会结束之际,那几位乐手突然来了一大段即兴演出,在场的资深乐迷一下子全热起来了。孩子,你或许不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种音乐,它的即兴火花完全不下于历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师。
孩子或许会开始翻我的书,觉得几本禅宗漫画入门真有意思,里头的公案怎么会如此古怪。然后,我会告诉他一则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哲传说。
有一天,老师正在闭门静修,一个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门。老师问:“是谁?”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师父。”于是老师把他打发走了。隔了一阵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门。老师就问:“是谁?”这回小徒弟福至心灵地答道:“是你。”老师很高兴,然后告诉门外的弟子:“进来吧,因为这间房子容不下两个我。”
怎么样?孩子,想不到伊斯兰也有这么“禅”的东西吧?你知道苏非派曾经在新疆显赫一时吗?
如果孩子长大了,居然和我一样迷上了哲学,他或许也会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嫌中国哲学不够理论化,逻辑的成分不足。这时,我将向他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宗祖师宗喀巴的着作,让他了解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是何等地复杂何等地严密,然后他将明白为什么西方学者会把宗喀巴称作“东方的康德”。
当然,身为汉人,我也会掌握机会教他一点儒家的道理,虽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时走过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诵四书。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告诉他什么叫做“和而不同”。陆象山说得好,“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而焦循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把“攻”
训为治学的“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面对异端的说法时不要执一,于是冲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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