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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家兴参加这个婚礼的第二天，家兴一家搬进了向大房东租借的亚尔培路七十弄的一幢平房里，离这儿暂时落脚的地方有二百来步远。过了几天，场也搬好了，家总算安顿下来了，家兴就吵着要姐姐带他出去玩。
一天吃好中饭，姐姐就带了弟弟到亚尔培路上去走走。家兴和姐姐走出这条长长的七十弄，到了大马路上，家兴问姐姐说：“这条叫什么马路？
姐姐答道：“这条就叫亚尔培路。”
家兴一看心里挺高兴的，这条亚尔培路，铺着柏油的马路平平整整，很是宽阔。马路两旁的建筑，有洋房、花园。人行道上粗壮的法国梧桐，枝叶茂密。一辆辆亮晃晃的、各色各样的轿车急驶而过。黄包车、脚踏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路上行走着的人，有中国老百姓，也有讲究衣着的洋人。这租界上仍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家兴出来转转，觉得这租界是不错，但他把现在刚搬进去的新居，同原来在老西门逃难前住的房子作了个比较，觉得两者差距不小。家兴回想他家在老西门的那幢石库门房子，楼下有宽敞的大客堂，东西两侧有厢房，二楼有前楼、后楼；一进大门有天井，后面有灶间，上面有晾台，一家四口人住得十分舒适。再看现在住的这七十弄里，全是中式砖木结构的矮平房。三排，一排八间，前后共二十四间。家兴家住得是第三排，第四间，门牌是二十号。刚住到这七十弄的新居里，觉得弄堂又狭、房子又矮，实在没劲。眼下是家兴和姐姐兰珍住在后阁楼，爸爸、妈妈住前阁楼，接待来往客人、闲聊、吃饭在小客堂，烧饭就在后面灶间。
再说家兴的妈妈，在搬进新居后也开始想起要做一些事来补贴家用。原来家兴的爸爸叫李永发，浦东川沙人，从小就到上海学生意，学的是洪帮裁缝，满师后一直是上海鸿翔时装公司的老师傅。他手艺高超，专做外国贵妇人的大彩裙、夜礼服，男子西装、大衣。以前也曾经包做过一批军装，赚了一笔钱。她妈妈自己是农村出身，也是浦东川沙人，十八岁来上海后，嫁给了李永发。她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只念了几天私塾，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她没有名字，娘家姓奚，现在户口本上落的是李奚氏。她人本份，也有点小聪明，很会当家理财。她拿了丈夫包做军装时赚的那笔钱，开过烟纸店。她想想，要不是日本人来，这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可说是个小康人家。但是，日本人一来，全家逃难到了租界里，收入明显减少了，开支并不减少。加上家兴的爸爸鸿翔时装公司的生意不景气，后来也被辞退了，在外面打另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过得就比较困难了。
如今，眼看着她手里的银元越用越少，她只好把小小的客堂一隔为三。前客堂留下自己用，中、后客堂，灶披间，后阁楼，全部租了出去，先后招进了四家房客。但自己一家四口缩在只好放两只床，一只桌子的前阁楼里。她想想自己居然也做起了二房东，觉得好笑，这个二房东实在很可怜，因为住进来的房客，都是从中国地界逃出来的难民。有的连一天三顿饭都无着落，吃了上顿没下顿。她再看看这七十弄里原来住的人家，开始日子过得还都可以，每幢房子虽不大，大部分是一家人独住的。现在不行了，由于生活上都发生了问题，几乎都像自己一样，把这房屋分隔，借了出去，大都做起了二房东。这里真成了上海滩典型的居住“七十二家房客”的地方了。
家兴虽是个顽皮孩子，但他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既好梦想，又对什么事情都要研究研究，于是，现在他研究起妈妈招租的这四个房客来了。家兴先是研究住在中客堂里的王先生，从平时观察他的谈话中，知道了这位王先生原来是做棉布、绸缎生意的，手里是有点钱的，还有大小两个老婆。大老婆同王先生年龄相仿，五十出头，吸过鸦片；小老婆很年轻，不到三十，生得白白胖胖，很是有点样儿，但大小老婆都没生过孩子。
有一天，家兴问王先生，说：“王叔叔，你家原来住在什么地方？生活得怎样？”
这王先生长叹了口气，对家兴说：“小阿弟，我们一家三口人原来住在南市大东门，住的是一幢石库门房子。还有自备包车，雇佣了一个包车夫，两个娘姨，日子过得很舒服。我的两个女人，大的叫爱暖，小的叫阿英。她俩人原来还姐妹相称，相处得比较和睦。可是日本人飞机一扔炸弹，把我家住的房子夷为平地。幸好我们三个人都没伤着，还从火中抢到了一些东西。可现在这三人住在这个中客堂里，只好放一只床，一只桌子，这日子真难过！”
家兴又问：“那你们怎么经常睡到半夜里就大吵了起来？”
“这事怎么对你小孩子说呢－－－－－－”这王先生很无奈地说道。
这事是没法对这样的孩子说，这一夫两妻往往睡到半夜里，就吵得个不可开交。大老婆骂小老婆，什么货、什么货、什么货，总之什么难听骂什么。而小老婆只是哭，哭得非常、非常伤心。王先生只是劝大老婆不要骂、小老婆不要哭，可是大小老婆都不听劝。王先生只好跑到前客堂、弄堂里，去抽他的香烟。家兴的姐姐兰珍很同情阿英，阿英的一肚子苦水，只有向兰珍倒。
有一次，家兴问姐姐，这三个人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大吵大闹？姐姐就说：“你这个小孩子，大人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以后等你长大了再－－－－－－”
有一天，王先生一个人坐在前客堂里长嘘短叹。见到家兴就说：“阿弟，这些东洋人实在太可恨，弄得我一家好好的日子，现在这样的苦。这日子实在难熬！”
家兴对王先生的情况，经过研究有所明白，但是为什么这两个大小老婆几乎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他怎么也研究不透，最后想想只好算了，留着以后再说吧。
之后，家兴又关心起后客堂里后来住进来的一个打铁的铁匠一家。
这个铁匠是广东人，复姓欧阳，单名一个亮字。人生得黑黑的，可能是打铁的缘故吧。
这一家是四口人，妻子三十来岁。她平时看上去很文静，面孔白白的，同铁匠好似不大相配。但她有时会手舞足蹈的唱粤剧，“杀打魔鬼，杀打魔鬼！不惊怕，不惊怕！”唱个不停。铁匠的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七岁，像她们的妈妈，生的都很好看。好追根问底的家兴，就问铁匠和她的两个女儿，是什么原因会这样的？但是谁都不肯吐露实情。这后客堂比中客堂还要小一点，晚上这一家四口人，都挤在一张床上。家兴听铁匠的大女儿说过：她家夜里睡觉，这四个人睡在一只床上，谁想翻个身都很困难。家兴听后对此也很同情，但是他又有什么相助的办法呢！
后来，直到家兴了解了灶披间里陈先生的一家后，心里才觉得舒服了一些。这位陈先生，是大中华橡胶厂的高级职员，常年身穿一件深蓝色绸布长衫，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脚上一双黑皮鞋擦得乌亮。无锡人，讲起话来“尼笃、尼笃”，慢条斯理，很有修养的样子。妻子是个家庭妇女，很会料理家务。灶披间虽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还很小。陈先生仍在厂里供职，是这幢房子里比较幸运的、日子过得还像点样子的一家人。
家兴最感兴趣的是后阁楼里住着的一个姓张的木匠；叫张荣。浦东川沙人，二十一、二岁。平时他一个人住，在乡下种田的娘子，有时来上海住上十天半个月，就又回乡下种地去了。张荣最近木匠生活越来越少，做三天歇五天，日子也不很好过。但是张荣生性是个乐天派，有时没有木匠生活可做，就独自一人在后阁楼里，坐在床沿前，拉拉胡琴。自拉自唱，唱唱京戏、申曲、小调，自我消遣。张荣住进来不久；就跟家兴交上了朋友，而且成了家兴的“生活老师”。家兴叫张荣“阿荣爷叔”，凡是弄不明白的事情，就来请教张荣。张荣识字不少；说话很有道理。他还常常给家兴讲讲小故事。前面讲到的旧上海的历史、“八一三”的战事等知识都是张荣告诉他的。他还讲在抗战中怎么做救亡工作，怎么在同日本人打仗时抢救伤员，运送粮食、弹药，做救亡宣传等等。家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拉住在东面隔壁的丽绢、住在西面屋子的君兰等小朋友一起来听。
再说妈妈本来指望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家住得紧一点，手头铜钿可以松一点。她算了算从四家房客那里，可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