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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地掌控了东西洋贸易运作，连荷兰殖民者也被迫与郑芝龙修好，表示今后不再强行前往福建进行贸易，改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至此，郑芝龙一统东南海面，成为“闽海王”，再也无人与之争锋。没有郑氏的令旗，海上船只不得往来于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人的舰队也慑于郑氏的声势，不敢妄动。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台湾海峡恢复平静之后，原来害怕海盗伏击的大陆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但凡是过往商船须纳税金，“每舶例入三千金”，郑芝龙每年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又“自筑城于安平，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安平也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芝龙利用福建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富可敌国，并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进行竞争角逐，成为官商结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的唐王政权时期，郑氏的海上力量仍然是政权的支柱。正如郑芝龙对隆武帝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由此可见，郑芝龙当时垄断了海上贸易，由此聚敛了巨额财物，这为他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证。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海上霸主地位，郑芝龙以福建总兵的名义派遣手下将官招募军士，郑芝龙的五弟郑芝豹被派到了施琅的家乡晋江南浔乡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之列。
施琅入伍郑军，以其超乎寻常的神力当上了千夫长。明末清初，军队使用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宝剑等冷兵器为主。而且作战都是面对面地厮杀，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致对方于死地，武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而军队中武将的选拔主要依据武艺的高低作为标准。
关于施琅投军时因力举铁鼎而被任命为千夫长之事，在《襄壮公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辈，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袂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千夫长。”这里的“主兵者”指的就是郑芝龙之五弟郑芝豹。从这里可以得知，在数千名军士之中，只有施琅一人能举起重达千余斤的大铁鼎，而且还能行走数十步而面不改色，足见其力量超人，不免惊为天人。
队伍来到厦门进行海战训练。军训伊始，施琅兴致盎然，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乏味了，一则是大多数训练内容早已熟谙，二则是只能完全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不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束缚对于自视不凡的施琅来说备感痛苦。
从军三年，由于地位低下，施琅从未见过郑芝龙，就连招募他的郑芝豹以后也再没见到。此人除了在招兵时赞叹了施琅的神力出众外，也仅仅把他视为一个力气稍大的莽夫而已，很快就将他遗忘了。这期间，施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灭海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尽管立下些许战功，但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依然是个千夫长。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上同才能平庸，打仗贪生怕死，争功却不遗余力，这让渴望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施琅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萌生去意。正值此时，其弟施显从家乡前来投奔，于是施琅把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则回到了南浔乡衙口村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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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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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的施琅并没有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安心地等待了几年。他一方面悉心奉养双亲，另一方面多方打探消息，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三年之后，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施琅探知他的一位族叔施福在郑芝龙部队任职，且率军到了安平，遂决定前去投奔。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记载：“癸未，祖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
施福，又名施天福，字昆玉，出生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为施琅的族叔。关于施福的事迹，在《浔海施氏族谱·震公五世孙昌公二房支派》中有所记载：“当是时，有武毅伯福者，公族叔也，为帅府将中军。”施福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且志向远大，十八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郑芝龙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郑芝龙的赏识和信任，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军都司、帅府将中军之职，成为郑氏心腹。针对当时海盗猖獗、群雄并起、各地武装势力不服从官府号令等情况，施福提出“有向化者，说降之；崛强者，破灭之”的建议，得到了郑芝龙的赞同并依其计行事。这样，郑芝龙接收了前来投降的地方武装，剿灭了不愿归顺的强盗，彻底扫清了海上航行的障碍，垄断了海上贸易。可以说，郑氏集团能取得这些胜利，施福功不可没。
施琅初次投军，因施福正随郑芝龙与前来骚扰的荷兰海军在海上作战，未及关照。此次再投，经施福力荐，郑芝龙任命施琅为施福的副手。施福对这位二十三岁的侄子青眼有加，把中军的指挥权交付，让其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对于郑芝龙的提拔之恩，以及叔叔施福的重用和信任，施琅心存感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了河北、山东，明王朝急忙调集大军北上。张献忠降明不到一年，又再次起兵造反。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田地荒芜，赋税繁重，加上灾荒不断，洪水、大旱造成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一些强横之徒趁社会混乱之机，四处抢劫，各地盗匪日益猖肆。当时的福建和全国一样，也是强盗四起，时称泉郡的泉州更是山贼啸聚之地，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小数百股，四处打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时聚时散，行踪无常，官府围剿多次也无甚收效。有一伙盗贼最为凶残，首领为叶绩和徐晃。他们凭借所占山寨的险要地势，屡败进剿的官兵，气焰十分嚣张。叶绩武艺高强，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称叶绩“素猛鸷，号莫敌。”许多山寨的小股土匪都听从他的号令。
奉命剿贼的施琅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以叶绩、徐晃为首的这伙土匪。施琅率军来到泉郡，两军相逢，骄横的叶绩出马迎战，施琅舞动手中大刀，纵马冲向敌阵。二人交战只一回合，叶绩当即落马身亡，吓得其余贼兵狼狈逃窜。施琅下令乘胜追击，活捉了徐晃，全歼了这伙山贼。之后，施琅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地剿清了其他占山为王的盗贼团伙。一方面武力剿灭怙恶不悛的悍匪，一方面大行招抚活动。施德馨《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遂广招募，搜山越岭，锄其根蒂，扫靖江、赣、闽、粤三百余贼盗之寨，降巨魁数十。”剿灭山贼的行动，是施琅首次独立率军作战。他采取剿抚并用、以战逼降的策略，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示出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从此，施琅威名显著，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正当施琅在福建剿灭山贼之时，明王朝的丧钟一声声地敲响着。1640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反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的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闯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决战，基本消灭了明军主力。第二年便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挥师东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缢，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历史的大潮倾覆了大明王朝之后，继续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无视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明朝强大的残存势力，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相反地，群臣们忙于劝进，以便获得封赏；将官们急于享乐，似乎攻下北京城后就可高枕无忧了，到处洋溢着忙乱的欢庆气氛。此时的李自成以为清兵不会在短时间内南下，自己可以招降驻守边关的吴三桂，之后便可率大军南下，一统全国。然而，招抚吴三桂的计划却失败了。当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所占，遂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农民军不共戴天。他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派人前往清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