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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过江……
杜仲喃喃说着，颓然垂下头去。他觉得脑子里有一粒炮弹正在爆炸，身体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血肉横飞地弹开去了。
只有经历过1971年隆冬的那个漆黑的风雪之夜，才会知道世上的地狱究竟在哪里。但20岁的杜仲已经懂得，比地狱更恐怖的地方是人间。他知道自己的面前，只剩下地狱那一条通道了，他惟有从地狱中穿过去，前方才会有一丝亮光。若是在地狱里坠落，只是坠落在地狱的深处，他看不出来地狱与地狱深处有什么区别。
那天半夜，杜仲临出发前，抱定了从容赴死的决心。与其生不如死，死亡何惧之有？他甚至希望在穿越那片茫茫雪原的无人地带时，能挨上一粒不知何方射来的枪弹，使他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也将他的全部痛苦彻底终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对痛苦过于敏感的人，所以他才会无法忍受眼前的生活。而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死，正符合他内心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种凛然与高傲的性格植根于他的少年时代，更准确地说，来自于他所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遗憾的是，决斗只能确定一个对手，而在他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对手又都不是，太多的对手恰恰意味着没有对手，没有对手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是“大象无形”或是高不可攀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思虑，杜仲最后把“对手”这个位置，毅然留给了自己。
孟迪如果了解自己当时的真实处境，他就该懂得，那个冬天杜仲是非走不可的。
那是杜仲父母被隔离审查的第四个年头，杜仲仍然看不到双亲有一天能获释回家的可能。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冬闲时节，他以去北安看病的借口请了几天假，从黑龙江边一路逃票扒车回了一趟H城。他下乡前，已将妹妹送往江苏老家的亲戚抚养。杜仲借住在一个要好的同学家，一连在城里转了好些天，却得不到有关父母的任何音信。曾给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带来欢乐的那栋小楼，底层已搬进了新的人家，他们一家所居住的二楼，每个房间门上都贴着封条，封条已变得破烂不堪，在阴冷的穿堂风中，如同一只只黑色的蝙蝠煽动着翅膀……
1967年，是少年杜仲厄运的起始。一夜之间风云逆转，不断往纵深发展的运动终于波及到了杜仲的家庭。父母留苏期间与“苏修”的关系，还有许多杜仲所无法确切得知的“历史疑点”，都被红卫兵视为如获至宝的辉煌战果。父母曾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苏联学习与工作，1953年回国，带回了留苏的成果之一——在莫斯科市出生的杜仲，小名德鲁卡。父母回国后即被派往H城工作，均任省厅局领导干部。文革开始之前，杜仲一家的生活风平浪静，即便父母的头上早已有阴影笼罩，快乐的小德鲁卡也是感觉不到的。但如今那一切都已随着父母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杜仲被迫摘下红卫兵袖章，赶出那栋小楼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啄光了羽毛从高空坠落的麻雀。
杜仲选择了逃离H城作为惟一的出路，走得越远越好。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如此坚定地选择去黑龙江。时隔几十年，他仍然要辩解说那绝非预谋，而只能说是一种宿命。事实上，他报名去边境上那个叫呼玛的地方，很费了一番周折，在当时他那样“出身”的人，本是没有资格去“反修前线”的。他为此甚至写了血书。幸而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高一“战友”，时任奔赴三江的知青头头。火车开动的时候，杜仲看着伸出车窗外挥动的那一只只草绿色的胳膊，心想自己也许是这一列长长的火车中，一条政审不合格的漏网之鱼。
3．看不见阳光的激流
辽阔而丰饶的北大荒，以纯净的雪原和碧绿的田野，抚慰着他受伤的心灵。汗水无法洗刷耻辱，但至少能够证明改造的决心。大雪一场接着一场，阻断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杜仲一次次顶着风雪，步行几十公里到公社邮局去，企盼着会有一封H城的来信，带来有关父母的消息。也许在他的心底，更希望收到的是楚小溪的回信。他自从到达呼玛后，就开始不间断地给楚小溪写信。开始是寄往H城，后来楚小溪也到了北大荒，他的信就寄往万山农场的那个连队。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至今他还记得，刚到呼玛的时候，他在信中怎样给楚小溪描绘黑龙江边的生活。他告诉她，“呼玛”是达斡尔语中，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激流的意思，这地方冬天最冷时可达到零下52度；在文革前，边民可以到江中心的岛上去放牧，开了春儿把牛羊往岛上一赶，岛上草肥水美，到了秋天再把牛羊赶回来，就增加了好几十只了。这儿的边民大多是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所以从江那边嫁过来的俄国女人，个个都会说山东话。都说喝了黑龙江的水，头发黄鼻子大，所以这里的人长得都像混血儿。那些混血儿因为长着一付修正主义面孔，所以不准入党参军不准当民兵。黑龙江里有许多种江鱼，俗称三花五罗，据说肉质鲜美细嫩，不过他至今还未吃到；鳇鱼籽号称黑珍珠，金红色的大马哈鱼籽每一粒都像玛瑙。在一个叫西岗子的地方，埋了几千名牺牲的苏联红军，附近有一座冒烟的活火山，夜里有红色的火星闪烁……可惜这些都是听人说的，他什么也没有亲眼见过。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还是劳动，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他很想到江边去看看，到了夏天，据说连江对岸钓鱼人的草帽，还有漂亮的斑点狗身上的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的时候，楚小溪还常给他回信。奇怪的是，小溪对他讲的那些好玩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她的回信总是在讲学大寨和大会战什么的，讲她们连队火热的生活，开荒、锄草、麦收，怎样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了任务。杜仲觉得小溪的信写得空洞无物，她的信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农业劳动使我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但世界观的改造还不够彻底。”“我们种的是普通庄稼，但收获的将是反修硕果。”……杜仲心想，一个文革开始时刚念完初一的女孩，也敢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么？他盼她的信又怕收到她的信。他若是在信上流露出一点儿低沉的情绪，小溪的回信就会用严肃的口气“批判”他，要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他只能在回信中据理力争。“猫冬”的农闲时节，他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来写信，他希望能说服楚小溪懂得自己。信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激烈，这样做的结果，楚小溪的回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信也越来越短了……
但是杜仲还是盼着楚小溪的信。同去的知青中，那个惟一的哥们已调到整建党工作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来的。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说话，何况是楚小溪那么一个单纯无邪的女孩，曾经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过他温暖与友情的人。
杜仲一次次往返于村子和公社之间。茫茫雪原，一根细弱的蒿草在雪地上摇晃，随时都会被风雪折断。公社的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旷野上尖叫，但整个世界都好像已经死去了。
等待是如此漫长，他没有等来父母和楚小溪的音信，却得知那个高一“战友”即将去当兵的“喜讯”。在这个遥远的边地，他这个惟一的哥们走后，杜仲开始变得烦躁和焦虑。下乡时从H城带来的一箱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书皮已经翻烂，那本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几乎已把第一章全背下来了：……不：他的情感早就冷却，他厌倦了上流社会的喧嚣……谁曾经生活，谁曾经思考，内心就不能不轻蔑世人；谁曾经感受，那逝去的岁月，就会用幻象来搅扰他们……我徘徊在海岸，等待晴天，招手向过往的船帆致意。迎着风暴，冲破波涛，沿着海上自由的通道，何时能开始我自由的航程……60年代中苏交恶，他64年进中学，学的是英语。学俄语纯粹是由于兴趣，自学加上父母辅导，到父母隔离审查之前，他已经可用简单的俄语对话。杜仲试着偷偷把那些诗翻译成俄文，以此来打发时间，到后来，他自己所译的俄文诗句，也能倒背如流了……
草绿了，草又黄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他开始给军队的那个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郁闷，还有一些幼稚的质疑。那些质疑不可能像后来他的军人哥们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