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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芙妮在话筒里惊呼：“Ｏｈ，ｍｙ Ｇｏｄ！”
这时，她和安迪刚刚坐进一家餐厅，她们约来各自在单身俱乐部认识的中年男士，准备度过一个浪漫夜晚。老头儿的一通电话，晴天霹雳把达芙妮打懵了，眼泪汪汪地自言自语：“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做得不够好吗？”
安迪费了很大劲问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搀着达芙妮离开餐厅，由一位男士驾车往回赶。安迪在路上发表见解说：一定是那个中国男人的女儿搞了什么鬼，你们本来是天敌，就像猫和老鼠，怎么可能和平共处呢？
达芙妮跨进敞开的门，打开大吊灯，人走房空，又让她好一阵地伤心。几个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达芙妮才起身巡视家里的各个角落，当她推开虚掩的后门，少男少女们一拥而上，齐声高呼：“Ｈａｐｐｙ ｂｒｉｔｈｄａｙ！”
鲜花，彩带，烛光摇曳，丰盛的中国菜肴，一张张欢乐稚气的脸，达芙妮好几次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身体软软地往下滑，坐在台阶上，抱着脸哭了。
安迪的眼睛张大嘴巴紧闭，过了好半晌，说：“辛迪，谁是辛迪？”
贝蕾走上前，她们俩通过达芙妮互相知根知底，但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一定是安迪，我经常听说你。”
安迪攥住贝蕾的手使劲摇晃着，“对不起，辛迪，真的对不起，我误会你了，刚才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希望你能原谅我。”
贝蕾听了安迪讲述老邻居那一通电话造成的虚惊，说：“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幸好达芙妮没有心脏病。”
邻居老头儿今天刮了胡子换上多年不穿的西装，平日的邋遢老头儿完全判若两人，他很有绅士风度地上前捧起达芙妮的手，在手背上亲了亲，拿出一条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生日快乐，我的好邻居，有你和辛迪，我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那两位中年男士张罗着开瓶斟酒，安迪举杯道：“让我们为达芙妮干杯！”
达芙妮端起酒杯又放下，“等一等，等一等，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年满十六岁可以在家长陪同下喝酒，你们之中有不满十六岁的吗？”
达芙妮，还是达芙妮，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江太太说：“把孩子交给达芙妮是最可以放心的。”
几个小留学生乖乖地举起手。
“你们只能喝不带酒精的饮料。”
达芙妮转身进厨房从冰箱里找出可乐果汁，把几只杯子里的啤酒换成软饮料。
酒过三巡，栅栏外面有人喊“生日快乐”，来人是蛋糕店送外卖的，达芙妮接过生日蛋糕，问是谁送的？那人说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其他的一问三不知。达芙妮猜到是大卫，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ｐａｒｔｙ给她的惊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她再一次软绵绵地坐到台阶上发呆。
那个单身俱乐部的男士端着杯子在达芙妮身旁坐下，“你的邻居和房客都这么喜欢你，我可以肯定你是一个好女人。”
点蜡烛，切蛋糕，唱歌，一个上海女孩的妈妈还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问候女房东的生日。
米乐贴在贝蕾耳边说：“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忘了跟你说，我们出去说。”
两人手牵手溜出后院钻进树林，米乐猛地转过身抱住贝蕾，“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爱我！”
贝蕾娇媚地看着米乐：“还用说吗？”
“我就是想当面听你说。”
贝蕾扬起脸对着树梢上的一轮满月高声呼喊：“米乐，我爱你，百分之百爱你！”
第四章
出国的态度是暖昧的
人性、规则与成长当我带点懒散以及莫名其妙的愉悦读完了张永虹的新作《洋后妈的三明治》时，心里不禁庆幸故事给了我一个近乎好莱坞式的结局，虽然这种结局的“团圆”更多地在于情绪和人物集中的一个情景，而非关于人物的命运。不过这样的故事确实不能有一个关于命运的结局，因为主要人物的年龄决定了他们今天所经历的只会是复杂的成人后人生旅程的一段开始曲。从这一点上可以察觉到作者的用意，与目光深邃、热爱表达哲学理解或者精于谋划、热爱构造离奇的作家相比，张永虹很单纯很朴素地讲述了一个真实可信、意犹未尽的故事。
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从北京到悉尼，投身于生身父亲在世界最大岛屿上组建的一个国际家庭。在她的行装里，装着十年单亲家庭的生活记忆、对十年前离家出走的父亲的模糊印象、校园里朦胧的青春期情愫和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好奇。
北京送行的母亲、悉尼迎接她的父亲、“新”的家庭里等待着她的洋后妈。
小说一开场，就把我们这些已成年选手投掷到未成年竞技场，和主人公一起开始面对在人生遭遇巨大转折时的个体搏弈。冲突的线索是明确的，如这个名叫贝蕾的女孩的性格一样鲜明 ——敏感而富有反抗性。对于那个澳洲国际家庭来说，贝蕾带着这种性格从天而降，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一夜之间颠覆了本来根基就可能有些脆弱但却足以维持和谐的家庭秩序：父亲为身份而结婚，洋后妈为生存而嫁人，虽是各有所图，但也是各得其所。何况与父亲忍气吞声的虚伪相比，洋后妈虽时有令人生厌之举，但天性却简单规矩。在这个家庭中，父女虽有亲情却已隔膜已久，洋后妈与中国女儿虽似天敌，却在经过诸多是非之后彼此发现天性的善良和友好。在旷日持久的家庭争斗关系背后，是小留学生群体在海外情形各异的生存状态。
这场搏弈的主题因主人公的年龄而必然是成长。
故事于是像流水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真实得如同未经雕琢，清晰得让人无话可说。
对于青春已只剩下不遥远记忆的三十五岁的中年人来说，我读罢全书最直接的感受是对平素有些不屑一顾的当街拥吻的中学生产生了一种基于平等意识的尊重，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一群负笈异域的少男少女在他们各自不同但处境相似的遭遇里所表现出来的智识、理悟、手段、价值原则、勇气和适应能力，都足以让一定百分比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汗颜。
而这个故事对成年人物的塑造，亦让我流连。从家庭隐秘的细节到不同社会环境的生存手段，作者以一种超然并带点自嘲的方式刻划出一代中年人的悲喜遭遇，其中的心计、得失和情感真相，如天然般可信。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留学是当下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显然是一种家庭代际同谋行动的社会化泛滥。在西方国家的合法签证对于中国人还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理解这种同谋的性质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前提。改革开放对大陆中国人最大的影响，是在生存方式上选择性的增加——户口和人事档案制度约束了国人流动和迁徙的自由，这个问题却可以用国际移民的方式彻底解决。
这种方兴未艾的未成年人出国留学运动的塑造者无疑是成年人，一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很大、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的共识是把出国视为孩子成才的捷径，因此他们通常会将把孩子送出国作为一个阶段内家庭的主要工作目标，这个阶段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为此需要举债的家庭显然在孩子出国后还需努力更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作为孩子出国行动出资人的父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的话，这些孩子则已经在出国行为本身里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荣——这是一种超越个人能力范畴的优越感来源，基本类似显赫的出身所能提供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学校，受同学尊敬的因素除了学习成绩、体育、个人爱好特长等方面的传统内容外，新增加了能不能出国这样一个技术性指标。有指标就会有攀比，这是规律，古今中外一然。反过来，有攀比就有勉力强为者、随波逐流者、造假材料者、望眼欲穿者，所以成风尚，成规模，成运动。
实际上，我对未成年学生出国的态度是暖昧的。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让孩子去不同的文化环境受教育，应是利多害少，即使弄成了香蕉孩儿，对于个人来说，也总算明白了什么是国际规则。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仅仅会讲国际通用语言一项，就可以增加个人的就业机会。但社会总分阶层，为孩子出国牺牲家庭生活品质甚至不惜透支家庭预算的事，我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