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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道的。
所以怀瑜和莺莺开始在身居天津的一位吴将军身上下工夫。那位将军迷于莺莺的美色。有人说怀瑜曾经正式把莺莺献给吴将军，充当将军的情妇，这也是传统的政治策略；有人说莺莺仍然是怀瑜的妻子，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莺莺是吴将军的情妇是公开的，坐着吴将军的车一同出去，并且在吴将军家一住就几个礼拜。这种丑闻有一种威吓作用。素云在这件事情中也有牵挂，不过地位不太明显罢了。
这时候儿，中国正在酝酿一次政治风潮，是导源于一个反对安福系的学生运动。
安福系的组成分子全是极其活动的政客，贪婪诡诈，肆无忌惮，其个人则颇有才干，令人感觉愉快。在安福系短短的大约两年执政当中，种种举动措施，无不令人痛恶欲绝。在中国现代史上，安福系与贪污无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称。王克敏做财政总长时和日本西原藏相达成的西原贷款案，便是一例。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日本在占领之下的北平成立的华北政务总署，就是以王克敏为督办。这些借款，是以合法的建设方案，如修铁路、开矿、饥馑救济、疫病防治、购买军火等名义借来的，但是政府仍然是穷，各机关中小学校，大学，驻国外的使节，常常欠薪。每一笔借款都是增添新机构的借口，用以安置政府官员无数的儿子、弟兄、侄子、外甥，以及他们羽翼之下的那群人，而这群人中许多人在别处兼职，拿干薪，不上班。
但是新文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功效。中国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对北京统治阶级和那个政府分明采取反抗的态度，因为那个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还是本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老样子，对全国没有威信，对政治的分裂，财政的混乱，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坏的是，对中国不抱希望，对自己无信心。
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有三千学生在北京的大街上整队游行，烧毁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官邸，痛殴了一个亲日官员，促成了全国罢工罢市，要求改组内阁，并撤换中国出席凡尔赛会议的代表。那一天可以算做中国青年直接参与了政治事件，并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要求日本把山东交还中国，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攫夺了青岛，由于此“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凡尔赛会议上山东问题遂悬而未决，后来，民国十年，在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中国虽然在欧战期间派有十万华工到法国，虽然中国是英法的同盟国，但是英法在一项秘密条约中，却答应把山东归于日本的势力之下，中国是被英法两国出卖了。同时在安福系政府和日本之间也订有同样的协定。一年前，以西原借款方式，日本的钱好像金蚨自天外飞来，落入安福系的政府手中，日本外相要挟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把山东的势力让予日本。为了日本的两千万贷款，安福系政府已经同意，中国驻日公使已经在条约上签上了“乐于同意”四个字。等这个秘约在凡尔赛会议上泄露出来，中国代表团自然无话可说。
这个卖国消息从巴黎由电报打回中国之后，全国对安福系的首脑人物，尤其是曹汝霖、章宗祥，另一个前驻东京的中国公使陆宗舆，当时他正任中日外汇银行经理，群情激愤，怒潮遂起。
在五月三日，北京公布了消息，说山东已经卖给了日本，安福系政府已经打电报到巴黎，给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命令代表团接受山东的让予日本。本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计划中，原定七日举行，警察正在逮捕学生领导人物。一个姓钱的女生被捕，促使领导人物决定改变日期，提前于第二天举行。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学生自十三个学院、大学出发，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另外还有别的学校的代表，学生扛着旗帜标语，标语写的是：“打倒卖国贼！”“讨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一个姓谢的学生，走到讲台上去，当众咬破手指，用血写在白旗子上：“还我青岛！” 这个示威运动，表面儿上竟成了卖国贼曹、章的出丧大典，因为有一对白旗子，像丧礼的挽联一样，上面写的是：
决心媚外，章贼头颅今有阶
卖国求荣，曹家后代碑无文
游行的大队原先计划通过使馆区东交民巷，但是商请通过，未得允许，群众受挫折后，如洪波巨浪，涌向曹汝霖的公馆。当时曹汝霖正和章宗祥讨论进一步的中日协商问题，章宗祥当时受召自东京返国，即将升任外交总长。曹家公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有的学生爬墙进去，警卫人员颇受学生爱国的热情所感动。后门终于打开，曹汝霖已经逃走，章宗祥则藏在院子里一个木桶里，被学生发现，揪了出来，由他的日式胡子泄露了身份，遭受了殴打。群众没能找到首恶，失望之余，打碎了曹家的门窗家具，纵火烧房。
当时，傅增湘先生正任教育总长。因为教育部没有钱，又有许多学生问题，所以教育总长一职是内阁中最不受欢迎的差事，因此才留给安福派系以外的人去做。群众散去之后，三十二个学生被捕。当时谣传被捕的学生将处死刑，北京大学将予解散。保释学生的商谈失败，傅先生和十四个大学学院校长呈请辞职，学生终于释放。
事件的发展，证明学生全部胜利。这个运动转眼风靡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商会也激起爱国的热情，于是形成了全国罢市。在六月十日，名声狼藉的曹章陆三人遭政府撤职。在二十八日，中国派赴巴黎的代表团撤退回国。
曹汝霖自住宅逃出后，住入六国饭店，牛怀瑜前去探望。在全国怒潮澎湃之下，曹汝霖和其他人等，决定到天津日本租界去躲避，怀瑜和他们一齐去日本租界，他自然心中别有所图。素云和莺莺不久之后也跟了去。经亚问他太太素云为什么要去，素云回答说：“你不用管。”
素云离开后，第二天，她的异母同父的妹妹黛云来看木兰。黛云现年十七岁，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一同住在北京。有一件事看来很怪，就是她父亲牛思道，在六十岁的年纪，竟而遗弃了他太太，拿了自己大部分的钱，不顾他太太的反对，公然和黛云的母亲福娘住在一处，福娘自然年轻得多。黛云则是一个极端维新的女孩子，是民国十年左右那一代典型的性格。那一代腐败官僚的儿女，有的效法父母那种榜样，有的则完全成了父母的叛徒，毫不妥协地斥责父母的生活方式。受了当时青年热情的激励，黛云则痛斥旧官僚的生活和家庭的腐败，正像从那种生活的内部揭起了叛逆的旗帜，具有十分彻底的自信。因为当时把家庭关系看做“封建”观念，所以她批评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的嫂嫂，她异母同父的哥哥怀瑜，无不万分地坦白。她父亲本质上，她认为是纯洁天真，但是她承认她家的钱是不义之财，她父亲就是那一大批贪官污吏中的一个，一旦革命到来，是应当枪毙的。她说话声音粗，不像高贵妇女的声音。她留着短发，穿着白上衣，黑裙子，长得刚过膝盖，完全是当时女学生的装束。木兰听她说话，就犹如听一个使人无法置信的家庭传奇。
黛云说：“哈！我哥哥听说章宗祥被我们学生痛打，他自己藏在屋里去，把门插起来，头都不敢往外伸。第二天早晨，曹汝霖叫他到饭店去看他，他把小日本胡子刮下去，化妆改扮之后才敢出去。你知道曹汝霖和章宗祥都留有日本仁丹胡子。所以章宗祥藏在木桶里，我们还是认得出他来。我哥哥到家之后，他告诉我嫂嫂他们也许有危险。”
木兰问：“哪个嫂嫂？太太，还是姨太太？”
“当然我指的是我嫂嫂。那个我就叫她莺莺。因为我也参加了示威运动，我哥哥结结巴巴地骂我，那个样子，可惜你没有看见。他说那些学生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他们应当到六国饭店才安全。你知道他一激动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话时，那个样子完全像我父亲，大嘴唇一上一下地动，就像一条鱼——我们全家都嘴唇大，我也是……嘿，他唾沫飞溅着结结巴巴地说，我就坐在那儿，不言不语，微微发笑，后来他转过来对我说：‘你们男女学生不好好儿念书，对政府毫无敬意！’我说：‘对卖国的政府，我们当然没有敬意。我们若把山东卖给日本，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极力和他辩理。他又跟我说：‘你们哪儿懂政治！’我说：‘至少，我们知道卖国总不是对的。只有黑良心的才赞成把山东送给日本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