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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从他的车顶压过去。 由于左臂的粉碎性骨折他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之久。每天从清晨开始他便望着窗外的那棵老槐树以及远处时刻都在闪烁的电视塔。在难以成眠的夜晚他开始给父亲写信，他父亲的回信依然是那么琐碎，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说过的样子。然而他却在信里所有没写字的空白处读出了意义，收到信的当晚他就匆匆写就另一封寄出去，仿佛只是为了尽快地阅读下一封来信。半年里他终于明白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心灵的愉悦。“我知道了，”文再写道，“这是一切宗教的共同之处。” 出院后他愉快地看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他已丧失了在市政的工作，上面早就将原本归属他的权力转交给别人了。星期三一大早他递交了一份简短的辞呈。 “是该歇歇了，我理解毛毛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 市长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冷冷地盯着市长，他恨这个人到这时候还要提起那件彼此都心照不宣的事情。他明白因为他那次致命的粗心，已经没有人会再对他表示信任了。他对市长笑了笑，永远地逃离了那里。从此以后关于女儿和袁南的回忆占据了他生命的全部，尤其是袁南，他但求她快一些恢复正常。 然而袁南在医院里生活得并不快乐，原因在于即使算上那些工作和医务人员她也能称得上是最清醒的人。为避免单调生活的枯燥她担负起护士的职责。每天早上她都自愿去叫醒每一个房间的病人，然后吹起口哨领着他们去广场出操。那些留意观察她的大夫们对她为什么要进来住院感到莫名其妙。星期四下午她偷偷换上了护士的制服和两个无知的门卫说笑了一阵后跑出医院。不过等她一回到长春便又恢复为疯癫的状况。她总是喜欢跑到大街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散布危言耸听的谣言以引起人群的恐慌。警察每次都在十天之后将她乖乖地遣送回四平。可是一跨进医院大门她就又像以前那样清醒。对此无法理解的医生作出各种猜测。她在最后一次出逃中打昏了一个对她的病因充满好奇的大夫，戴上墨镜，贴上准备好的胡须明目张胆地走了出去。 下了火车她依然换上那套中国红的唐装到了公共汽车里。在车里她表情严肃地告诉人们她预感将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传染病毁掉整个人类。虽然长春还没有发现这种叫作非典型性肺炎的病症，然而在广州在北京已有千千万万的人死于此病，它还会继续扩散下去，直到无知的人类为此付出灭绝的代价。 “不幸的是，”她干咳了几下，说，“我正处于病情的晚期。” 人们纷纷捂住嘴巴闪躲着她，几个脆弱的女人尖叫着跳向车外。在乘客嚷着要下车的时候从后面冲出一个陌生的男人拽着她的手臂把她拉走了。一路上她摇着那个男人的手臂大声求救。 “警察！” 他掏出证件对有意阻拦的路人喊道。她明白自己将再一次坠入那个疯癫的世界。她不再挣扎而是由着他往前走。意外的是这次走的并不是她熟知的去警察局的道路，相反他们在一家饭馆的门前停了下来。 那个人在她对面喝着啤酒，不时地夹一些菜送到她碗里。 “你根本就不该变成这样，你再疯癫毛毛也不会回来的。” 她为这个人居然知道她的痛处感到惊讶。她仔细盯着他看了许久，确信自己没见过这个上唇蓄着胡须的男人。 “松开我，”她说，“我不会跑的。” 他冲她笑了笑，松开她的手臂，那上面留下五个紫红色的指印。她转身看着墙壁静静地回忆。“没有，绝没有，”她想，“我不认识他。”
《唯以不永伤》 第四部（19）
“我无法向你讲述事情的真相。”他说，“但你要知道，只要你活下去，你的生活就没结束。” 仿佛“结束”两个字就是他的结束语，他不再说话，一个人用牙签撬起瓶盖来。 “老板，”他叫道，“这瓶中奖了。” 看着他的这一切动作她终于想起来了，她不禁惊喜地喊道： “你是雷队长！” 第九章 雷奇在那一次会面时并没有对她讲什么，然而袁南已经逐渐觉察到毛毛的死改变了太多人的生活。除了那个与毛毛出逃的孩子，雷奇队长成了又一位受到这场命案的影响而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悲剧人物。在九月份的一个傍晚他顶着无声的秋雨怀揣五十万元的存折独自一人离开工作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担心由于邻居的怀疑市政采取危害他家人的举措，害怕向儿女说谎时自己呈现出的暧昧表情，他眼睁睁看着女儿因为缺钱而无法直升到高中去念书。十三日他送女儿去护士学校上学，在回来的车上他忍不住放声痛哭。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使他如此难过，然而伤心的时间却是那么长久，以至于接连半个月他都神色呆滞地躺在床上吸着烟想着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事。几天的思考后他决定将这笔钱的一半交给他妻子的情人——那位值得托付的棋友。星期四上午他怀着了无牵挂的平静心情吞下了一瓶安眠药，之后他靠在床头恭迎着死神的来临。“缺少激情，平淡的一生。”他想，“或许不该做警察。”他感到这二十年来无论办多悬的案子在他看来也只是在做一份机械而单调的工作，毫无新鲜感。他拍了一下额头，有一只蚊子从他的指缝间溜掉。他有些羞耻地想到自己最终还是屈服在金钱上面。“到来世吧，”他想，“那时我要去揭穿所有权势的阴谋。”似乎他马上将长眠于此的消息已被公布出来，那只蚊子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后又肆无忌惮地飞回他面前晃来晃去。“不能睡，”他摇摇渐渐眩晕的脑袋坐了起来，“即使是为了这只蚊子。”他支撑身体抓起电话，使出全身力气拨打了１２０。 洗胃后他在医院待了一夜。凌晨四点半天将亮的时候他打算远离这里，像一个失踪的精神病走失者那样杳无音讯。只是这一样会连累家里人永远去寻找。他不愿意等儿子和女儿长大后就背负上这一辈子都要寻找他们儿时的记忆中形象早已模糊不清的父亲的使命。他离开病床沿着湖畔静静地走去。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伴随着弯月消失在天空里。他坐在树下听到风吹过湖面咝咝的结冰声，感觉到心在不可思议地加重。一声巨响随着冰面的破裂划过湖面传到他耳边。他知道这又是一个失意的投水者，准备在太阳升起之前与这世界别离。溺水者在水中挣扎着拍打水面，对着岸上高声求救。“可能和我一样。”他想，“还有未完成的遗憾。”他脱下衣服，游向水中。 “为什么我连死都做不到？” “是你自己不愿意死的。”雷奇说，“没什么。早晚你会被冻死的。” 在入冬的寒冷时刻那个人却穿着在秋天时都会有无尽凉意的衣服，浑身脏得像一个乞丐，不过雷奇明白，在他从警的二十多年里还没看到一位乞丐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他脱下外套披到对方身上，同时递给他一支烟。 “暖暖身子吧。”雷奇说。 那人抓着自己的头发哭了出来。考虑了几个月，而且他的日子看上去不会再有任何转机他才做出了自杀这一决定。他无法忍受自己一直穷困生活下去的痛苦，虽然对死亡之后的样子一无所知曾令他倍感恐惧。 “去喝点儿酒吧。” 雷奇抓住他的手臂将他拉起来，雷奇看出来他并不比自己高也没矮多少，只是那个人的左脚是瘸的，以至于走起路来总是左右摇晃。 “不然我早死了，”他对雷奇说，“我对不起我妻子。” 几个月来他总是想着他远方的妻子，即使他确信自己从未爱过她，他也常常怀着满心的惭愧试图去对妻子做些补偿。他说不清当初为什么会和她结婚，只是结婚六个星期后当听说妻子以前竟还有过一个孩子时他便厌恶起她来。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或许连她第二个男人也算不上，在他之前真不知道有多少个男人和她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不愿意留在家里让这些糟糕的念头缠绕着他，渐渐学会编出各种理由离开妻子跑到外地做生意。十几年来他只有新年将近时回去住几天，仿佛仅仅是为了留下一些钱才回到家里，最多待到初五他就又离开家门，去找他结识的女人同住。他任凭妻子在家里胡来，从不想再去过问什么。在长春的最后一年他所有的财产被一个妖艳的女人骗走了。前途无望使他进退两难。他试着去找从前的一些合作人，然而每一个人都固执地认定他不可能再有半点儿希望，扔给他几百块钱就把他打发走了。靠着别人施舍的钱他做过几桩小买卖，可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