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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我他不是懦弱，不是胆小，只是不屑于理会那个女人。“窝囊废！”除了这一句我真骂不出了。我心里明白，我丈夫跟她有一腿，不单是他，这胡同所有的男人都跟她有一腿。她是个贱女人，随便哪个男人都可以和她上床。以前我丈夫三天两头就往她家跑，不过这样也好，比跟外面的野女人厮混强得多了。我跟她在意什么，她根本不配我来担心，像她那么放荡的女人，即使和一百个男人上过床，也不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家室。 我们都知道她女儿死了，我不会同情她的，别人也不会。谁都知道女儿是被她逼死的，那天晚上她对自己的女儿发疯呢，人人都听到了，那声音哪像是对自己的女儿，倒像是对充满仇恨的冤家叫喊：“滚！滚！滚！”就是这样，打从她搬过来，她女儿还小的时候她就像个恶魔一样折磨她女儿，等女儿长大了不服她管她便折磨领进家里的那些男人，现在女儿死了，她又开始折磨我们了，弄得我们一到夜晚就不敢睡觉，看着外面飘落的树叶守到十二点。 我早都说了，她是成心的，像她这种人是不可能失去理智的。但是他们不信，他们想尽办法找到她原来的丈夫，让他管一管他这个过去的老婆。可怜的男人啊，他强忍着失去女儿的悲痛把她送走了。你看，和我说的一模一样，她一点儿病也没有，不出半个月她就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大家都以为她的病治好了，还为她高兴呢，不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二天晚上她又和往常一样敲我们家的门。此后人们就不再有办法了。 “呜……梆！”她拉着人就往屋子里闯。“回去睡觉，”隔壁那个小伙子走出来了，“赶快给我回去睡觉！”我知道他和那女人也有一腿，他还只有二十岁哪。 “别冲我喊，忘恩负义的家伙！”她说。 “回去！”他手指顶着她的额头说，“小心我揍你！” “打女人呀，来呀。”她向前走着说，“你打我？我杀了你！” 啪！他给了她一个嘴巴。此时他的手指开始发颤，他害怕了，“回去吧。”他的话音显得有气无力。 “我杀了你！”她发疯了，双手向他的脖子掐去，人们越拉着她的手臂她就越用力。小伙子脸被憋得通红，舌头伸到外面。他真会被掐死的。 当！她松开手，回头看了一眼就倒下去了。小伙子靠在墙角大口喘气，他母亲举着椅子一动也不动。 “死了？”有人问道。 “没什么大碍，昏过去了。”那个老中医摸着她的脉说，“扶到屋里，休息一下会醒的。” “然后呢？”小伙子缓缓问道，“她早晚要杀了我。” “交给她丈夫吧。”老中医说。 “他没有丈夫。” “不是，就是那个张局长。” 很多年以后，从我年迈的舅妈那里我才知道我表哥杜宇琪在毛毛出事的第二天便逃到了上海。将近三十个小时颠簸的旅途他一直处在睡梦之中。要不是列车员在终点唤醒他的话，他似乎会一直沉睡下去，直到火车把他载到世界的尽头。 火车在午夜终于驶进了比白昼还要绚丽的夜上海。他望着繁华的街道、明艳的灯光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生出了同他三年后在北京上学时同样的感受——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彷徨无措。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做什么，如何才能听懂外语一般晦涩的上海话。他背着硕大的行李包漫无目的地走着，在路人稀少的街道他像无处容身的醉汉一般放声嘶吼，摇晃地走着类似伸长的弹簧那样的折线。就这样他从南京路一直缓缓走到外滩。听着静静流淌的江水和远处游船的汽笛声他在江边愉快地坐了几个小时。他的心随着击起的浪花以及鳞片般的水光起伏不定。当他发现天色渐明时他开始害怕见到外滩卸妆后的样子，于是他像一个天亮前必须消失的孤魂一般匆匆往回奔跑，以至于他还没有见到上海的阳光便离开了那里。 后来我舅舅带着我舅妈也曾来到过这里，在上海他们已经没有颜面将自己的问题说出口：他们在找他们的儿子，一个就快三十岁的大孩子。有善心的民警明知道不管经历多少天的寻找他们都将要无功而返，为了不辜负他们昂贵的车费，漫长的旅程以及疲惫的身心，他把他们指到了一个不虚此行的好地方——南京路。一路上我舅妈盯着所有过往的行人试图辨认出儿子的相貌，然而不多久他们渐渐放弃了这种唐突的做法。坐在冰凉的长椅上面对滔滔江水我舅妈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在经受着比那些最扣人心弦的故事还要惊恐的情节，一个母亲发现了一具被以一种她不敢相信的残忍手段杀死的女孩的尸体，而凶手正是她的儿子。这样的猜想使她再一次啜泣不止。“回去吧。”她对我舅舅说。于是他们两人就迈着同来时一样沉重的步子向回返，仿佛一对早已衰老而无力飞行的候鸟，刚刚从北方一路艰辛地飞到南方就发现，冬天已经结束了。 当我舅妈不再对她命运多舛的儿子抱有任何幻想的时候，她开始阅读杜宇琪留在家里的那几百本书，似乎从书里可以重新激起关于儿子的美好回忆一样。直到她读完《圣殿》的那天她才明白文学是这样定义的——不在于揭示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不在于给读者一时愉悦的消遣，文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对未来事情的一个精准预言。她绝望地一页页撕掉这本书，同时有两张长春到上海的车票从封套里抖搂出来。
《唯以不永伤》 第三部（21）
按照上海地图上红笔勾出的箭头她知道她和儿子走了同一条路线，所看到的几乎是相同的景致。我舅妈为我表哥在离开了父母那么长时间后他们还能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而感到欣慰。她反复地眨着眼睛以让泪水消融在眼眶之内。然而使她无法理解的是那两张车票，她猜不出是谁陪他去的上海，而且，返程车票又在哪里？ 在北京我表哥杜宇琪告诉我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花销他在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身上便已没有一分钱了。在外滩他看见高高的围栏和两岸严密盯防的警卫才觉得葬身湖底是一个多可笑的想法，之后他在马路中央肆无忌惮地奔跑，却没有一辆车能如他所愿地从他心口压过。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假如自己的运气真的是如此糟糕，那么饿死在街头他也将欣然接受。他在第二天凌晨排进了队伍的中间位置。他将留给毛毛的那张“长春—上海”的车票对折。轮到他的时候他给检票员看了其中一半“——上海”。“翻过来。”她说着又看了一眼另一面。咔嚓！她在“长春”的上方打了个孔。 我是在深夜十二点走出的房门，我妻子那时还在沉睡。为了……为了？等一下，我再看一看，有点儿忘了。你尽量记准一点，明天就要上法庭了。哦，在这儿，我刚才说错了，重说一遍。大概在十二点钟左右我走到外面，这里面没写我妻子在干什么。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对了就行。为了不掉进那些没有盖的井里，我走进了花园。然后？然后我看见一个女孩坐在长椅上笑。是哭！哭？哦，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为什么哭呢？不是笑吗？我再看一下。把稿子放下！拿过来，明天上法庭你还能带着去吗？是哭，是哭。她说她跟妈妈吵了一架，因为她怀孕了。怀孕要到后面说出来。是啊，她怀孕了，她妈妈为此难过。我问她爸爸怎么看呢？你没有问这句话，没问过。知道吗？问了，我一定问了，这我有印象。她说她正在等爸爸过来谈，我问她谈什么。她说不谈这事，谈别的，她想要爸爸妈妈重新在一起。因为她知道妈妈很可怜，很孤独。只要爸爸答应了，她要远走高飞，和一个男孩远走高飞。什么？你在说些什么烂东西？把稿子给我看看，扔过来。你好好瞧瞧，哪有这些话？撕掉它！撕掉它！有的，有的。我还问她怎么让爸爸答应呢？她说她自有办法，一张合同书就足够了。 闭嘴！闭嘴！莫名其妙。说下一段，背你杀你毛毛的经过。哦，我当时双手掐住毛毛，反复地叫道，别逼我，拿出来吧，给我别逼我，毛毛，是他们逼我这么干的。谁逼着你了？哪来的这些话？你好好回忆一下上面怎么写的？我想想，她双臂不停地乱挥。松手啊，爸爸，你松手啊。谁是她爸爸？记着，你不是，你只是个过路人。我是的，我是毛毛的爸爸。毛毛，爸爸不想杀你，你是我女儿，我只是想吓吓你。起来呀，起来，毛毛，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你好好的，你让我怎么做都行。毛毛！毛毛！哭什么。你哭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