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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快了。那箱子你先别打开了。对了，那里面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连密码也不说，怕我拿钱跑呀？” “我真不知道呀。”我不想再吵架了，“你一直没睡？” “没事，我挺得过去。”他又坐到地上了，“你睡吧。” 椅子突然不再晃动了。我看了一眼电视，片子随着那女人的一声尖叫结束了。 由于那几封一度令我觉得我可以满载而归的情书出现了“李佳毅”这个让人费解的署名，我决定在长春再停留几天。我驾驶着那台租来的轿车开到一汽宿舍。杜宾的第一部长篇《维以不永伤》里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这是杜宾唯一一本对他的家乡进行描述的小说。时隔半个世纪，我已经看不出与作品里描写的环境相似的原貌。不过那儿还保留着过去的街名和路名。另外尽管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设，怀有远见的市政府仍然坚持留住了这个社区里由前苏联帮助建设的那一带红色古楼。 马欣阳女士，在杜宾的故乡她是为数不多的一位还在以研究杜宾为毕生事业的批评家。（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钟爱杜宾的朋友们向她表达我们的敬意。）她曾经查证出当时惨案发生的地方，以及杜宾的爷爷家的地址，据说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便是小说第一部的叙述者周贺先生。假如说在年迈糊涂的李佳毅先生那里我没有得到什么信息，换言之，仅仅是一些被他混乱的头脑弄乱的事实，那么周贺先生便是我这次访问长春的唯一指望了。若是能弄清楚周贺与第一部叙述者的联系，无疑是杜宾研究的里程碑。感谢马欣阳女士，她给我的走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站在楼下摁着２３号的门铃，过了一会儿。那边有声音了。 “喂，请问周贺先生在这儿吗？” 一个小女孩说：“他去花园了。” 花园应该就是小说中事发的地方，成片的高草，漆黑的甬道，还有神奇而美丽的喷水池，这就是书里的描述。 “你等等我。”那女孩说。 不到一分钟铁门被小女孩从里面拉开了。同我的猜测差不多，她一定没到上学的年龄。“你找我爷爷？”她说。 我冲她笑笑，“你的辫子真可爱。” “我奶奶编的。”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走吧。” 我们一起穿过马路从侧门走进花园。我开始佩服她的勇敢，对她而言我是个陌生人，而且我得承认我还不曾拥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但她却全无畏惧与提防。花园里种满了令人心情舒畅的菊花，道路两侧的柳树一直低垂到眉前。她牵着我的手向葡萄架下走去。几个老人在凉亭里打扑克。我猜测着哪一个人会是周贺，然而我看不出来。在杜宾的故事里他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气质。 一个老人站起身向我们走来，我知道就是他了。我抽出名片送给他。他看到我的名片观察我，说，“这世界够巧的了，这名字也会重。” 我说我不是你记忆里的杜宇琪，那是你的表哥，后来便改名字叫杜宾了。 “改名了？”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阳光穿过葡萄藤在我们头顶剩下一小块一小块的痕迹，“我猜他就得改名的。” “你不知道吗？”我对他不记得杜宾这名字感到惊讶。 他摇摇头，“对，他是得改了，不然迟早要被人骂死。”他又看看名字，“你干吗要叫这种烂名字？” 我觉得很意外，在第一部里他比家里的任何人都理解杜宾，而现在却如此嫉恨他。 他回头望望，看见他孙女挤进人群里看那个外地人捏泥人，才放心地转过身来。他以为刚才过于激动的言辞触犯了我，于是他语气缓和了许多，“在家里没人愿意再提起他。你都想不到，他连人应该具备的一丝感情都没有，就好像世界都在以他为中心一样自私。” “我能想象这些。” “杜宾作品研究协会主席。”他念了名片下方的字，“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养子。” “哦，我敢保证，他对你也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确实，我十七岁时他就抛弃我和我母亲一走了之。这使得我母亲在第二年就投河了。” 他冷笑着，“这还不算，我姥姥，姥爷，舅舅舅妈都是为他死的。”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说，“文学是他生命的全部，为了凑钱来出版他的书，他甚至逼我母亲出去卖淫。” “他要写书？” “您对此一无所知？” 我拿出一九年版的《维以不永伤》，这是小说的初版，当时只印了三百本，而且是自费出版。起初由于在小说里对长春市政莫名其妙的无理诋毁而未能通过审批。出于对故乡的依恋，杜宾不听从编辑让他更改地名的劝告，执意将故事的发生地定为长春。他也因此不得不于两年后骗走了我母亲的全部积蓄，偷偷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此书。
《唯以不永伤》 第三部（13）
他接过来看了十多分钟，摇摇头，“写得可不怎么样。”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我解释道，“这本书最大的缺陷就在您读的十几页里。开头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错误，全篇都是以‘我’来叙述，而首先出场的打奶女人又是从全知全能视角来讲的，收尾前她出现时又转换为全知视角，这显得与整部作品极不协调。有的评论家质疑杜宾用这样拙劣的开头或许是模仿凶杀小说来吸引读者。然而反对者一致认为以杜宾那样高的品位绝不可能如此媚俗。很多人觉得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符号般的人物，除了发现和报案外，她应该还有别的作用。我这样说，您能理解吗？” “我明白，你继续说。” “可能是杜宾第一次写长篇的缘故，所有的人物在刚一开场就乱成一团地挤到故事里来，再往下读更大的缺陷是，他太痴迷于表现自己了使得这一部的主题明显不够集中。” 他孙女跑过来，向他要一元钱，说是要买那个挂在最上面的孙悟空，他掏出一枚硬币给她，继续看着。 “啊，您已经看到杜宇琪的出场了。这就是我今天要问您的。嗯，”我想了想，理顺一下思路，“现在的评论家对第一部最关注的是‘我’叙述这故事时的年纪。因为这里面有两条线索。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叙述者是同一人，但两条线索显然是周贺在两个不同时间分别叙述的，而杜宾的工作就是将它们敲碎后交插在一起；另一种观点则指出为了不破坏小说的和谐，周贺只能在许多年后将两件事一起讲出来。而从文本上看，二者的文体的确有很明显的差别，但还不足以形成两次相隔二十年叙述的差别。所以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个，这是您什么时候讲述的故事？” “我没有讲过，”他又翻了一页，“再说，杜宇琪那样的人有什么好讲的。” “那么毛毛的死呢？”我问，“也没什么好讲的？” “她跟杜宇琪也扯不到一个故事里去呀？” “他们不是一起私奔过吗？” “这我不知道，没人跟我说过，自从那年失踪以后家里谁也不提他了。” “那您是认为杜宾并不认识毛毛喽？” “怎么可能啊？他们一起长大的。毛毛原先就住在对面，从这儿就能看得见。”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因为物业局规定，所有窗户都要由茶色玻璃和白色窗框组成，我还看不出来有什么独特之处。 “早就换别人住了，”他说，“她父亲后来也死了，就留她后妈一个人住，她后妈就像一个幽灵，成天冲人微笑，但是跟谁都不说话。她用了一个多星期把冰柜里的食物全吃完后，又吃了一瓶安眠药干脆躺到冰柜里去了。” 我没再问他什么，我来长春是想了解杜宾的早年生活，却陷进了调查《维以不永伤》是否真实的问题上面。不管我面对的这个人是不是小说里的“周贺”，但他们确实有着相同的性格。 “我在北京倒是真见到杜宇琪了。”他指着书中的那段说。 我发现了一道曙光，望着他，等他接着说下去。 “我再看看。”他突然大笑起来，他孙女回到我们旁边，手中拿着断了左臂的孙悟空，好奇地看着她爷爷在笑。“恰恰相反，”他停住了笑声，“也是那间酒吧，当时我是客人，而他是服务生。” “什么？”我不敢相信。 “那时我一个人在北京刚找了个工作，也没什么朋友，有时候实在无聊就去喝杯酒。去了几次我就注意到有个服务生什么都干不好，净挨老板骂来着。更让人好笑的是他岁数还是最大的，都三十多岁了还干那个。” “他是杜宾？” “嗯，”他点点头，“是他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