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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登编辑了哈耶克在ＩＥＡ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一度曾怀疑自己还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立法与自由》全部出版，因而他留下遗言，如果他去世，将由塞尔登完成该著作。塞尔登评论说，１９７２年，由ＩＥＡ出版的哈耶克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使哈耶克“再次成为名人”｛22｝。如果没有塞尔登和ＩＥＡ，哈耶克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还真是个问题。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1）
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１９７５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而当她于１９７９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①。她也受到哈耶克其它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②。
理查德·考奇特这样描述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的初次会晤：“１９７５年她当选反对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ＩＥＡ）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ＩＥＡ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在会议室与哈耶克举行私人谈话，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工作人员围到出乎寻常地陷入沈思的哈耶克周围，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她可真美’。”③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就把手伸进她的提包，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并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④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间私人和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一年，即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我从来不会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于思考我觉得正确、而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也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就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⑤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经想就实际的政治问题给她顾问顾问，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时在寄他的访谈记录或演讲文本的时候附上一封信。１９７９年８月，他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⑥。１９７９年《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时候，他送给撒切尔夫人一本，还把１９８４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第一的那本送给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响。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大老。１９７６年，《每日镜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依然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⑦。四年后《镜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⑧，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⑨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１９７８）中讲到过“７０年代哈耶克的声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拥趸”⑩。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响亮，比他在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声望也大得多。１９７８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福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11｝，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住了，这种指责跟三十多年前艾德礼对丘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罗纳德·里根的。１９８２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12｝。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书。”｛13｝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埃诺奇·鲍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伊、约翰·比芬、尼格尔·劳森，还有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４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他曾在１９５３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7章 撒切尔夫人（2）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１９７８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为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响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