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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一位记者曾记述过哈耶克在萨尔茨堡期间的一个故事。他生动地描写道，哈耶克住在一个“有点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两边的邻居，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队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大学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退休之家，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于萨尔茨堡大学购买了他的藏书，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16｝。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了萨尔茨堡大学，重返弗赖堡大学，但萨尔茨堡大学却并没有把他的藏书再卖回给他。
对哈耶克来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不光是从他的身体状况的角度说的。当时，通货膨胀肆虐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行了工资和价格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些人觉得，英国已经濒临社会、经济崩溃的边缘。反正统文化的运动正甚嚣尘上。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发展中国家也起而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做法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年月里，他回到德语世界，由于天天说德语，他的英语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影响。在１９７８年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回到德语国家后，他已经有所收获了———他的句子“太长了”｛17｝。这一点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离开英语国家后，也就无法再跟以前的同道们保持密切联系了，以前他经常用英语跟他们探讨他的想法（尽管所有德国学者实际上都懂英语），现在则更多地用德语写作。１９６９年，他用德语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赖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语发表过。他跟妻子在家里说的是德语。阿瑟·塞尔登的妻子回忆说，塞尔登夫妇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哈耶克的时候，海伦娜曾说，她的英语说得不够好，所以没有跟他们交谈，尽管事实上她说得很好。
哈耶克年轻的时候曾开玩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大学的时候，他显然有过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当时执政的奥地利右翼总理曾问过马赫卢普，是否愿意出任国家银行行长，遭到婉拒，他又来找我，对此，我提了一个条件，‘让我请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核查国有企业的账目’，结果，谈话就此结束！”后来他回到奥地利生活后，奥地利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曾公开对他进行过批评。
１９７１年，哈耶克参加了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庆祝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发表１００周年研讨会。他在提交的论文中宣称，“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自成门派的奥地利学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19｝。后来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哈耶克谈到了１９７４年前自己做的其它研究，他说：“几乎有５年时间，我都无法思考任何问题，或者说不能搞任何原创性的研究。于是，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为意大利的一本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自由主义的历史的条目，这些工作不过是在重复我以前的知识，而由于记忆衰退，竟弄出很多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你了解我以前的著述，那当你看到我在写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时候竟然漏掉了阿克顿勋爵，一定会觉得太荒唐了，因为阿克顿勋爵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但当时我竟然就干下了那样的事。”｛20｝
詹姆斯·布坎南曾谈到过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１９７２年度朝圣山学社会议，这个地方离朝圣山非常近，地方也比较宽敞，能够容得下人数已经大大增加的会员。会议期间，大家走访了一趟朝圣山，在那里，哈耶克“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站在召开朝圣山学社成立大会的那家旅馆的门廊，向与会者致辞。对于学社的２５周年，他既兴奋，又怀旧，他似乎忘记了时间限制，而我们大家可都站在大太阳底下”｛21｝。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赖堡的时候，他们的惬意的公寓离市中心不远，就在城区近郊。他们“特别喜欢”德国黑森林“优美的环境”｛22｝。到了夏季，他们会到位于蒂罗尔、坐落在阿卑斯山区的一个奥地利小村庄奥贝尔古格尔去度假，哈耶克从小到大经常去这个地方。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3）
１９７２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23｝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哈耶克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１９６９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哈耶克曾说，２０年前，他“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我彻底失望。我曾经预言，这一安排会很快失败，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恢复国际支付平衡的责任强加于债权国。这在通货紧缩的３０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享受着通货膨胀所催生的繁荣，这种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得制造更多的通货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赶不上人们的预期，就会对经济产生抑制效应。我曾预期，只需要１０年时间，我们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不过事实是，我们花了２５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比预料的更艰难？穴直译：一只老虎站在后面？雪：这次的通货膨胀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通货膨胀）这只老虎被放出来，就会一口吃掉我们；但如果在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它却跑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仍然会被拖死！我很高兴，这种结局我在有生之年算是看不到了？选”｛24｝
在《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中，谢诺伊引述凯恩斯对哈耶克１９４３年发表在《经济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在这篇题为《一种商品准备货币》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应当用一蓝子商品、而不单纯是黄金，确立某种国际商品本位制———它能够具备理想的金本位制所发挥的作用。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这种想法提出反驳说，他之所以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并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说金本位制可能会面临黄金总量的增长赶不上货币需求的情况），而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凯恩斯认为：“将国际货币方案要实现的目标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从外部强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错误在于，本国的工资政策将要受制于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应被视为本国自行决定的政策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种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严厉的金本位制一样会垮掉。”｛25｝
这一答复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次公开响应，也是凯恩斯自１９３１年对哈耶克批评他的《货币通论》书评文章做出响应以来，对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响应，因而，凯恩斯的上述响应值得略加讨论。凯恩斯反对哈耶克于１９４３年提出的旨在保持稳定价格的某种商品准备本位制，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国内的货币供应，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收缩，就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哈耶克则争辩说，国际间只有实行某种商品本位制，才能强加一种维持稳定价格的约束机制。哈耶克的这种看法从经验上看似乎是错误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实现了稳定的价格，或大致稳定的价格。而且，国际贸易也在急剧增加，与他所预测的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下可能出发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第二版中，谢诺伊又收入了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为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所写的书评，哈耶克在这里说：“凯恩斯勋爵曾肯定地对我们说，我们都错了，说治病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为将就业永远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够把开支总量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哈耶克在这里提到的是凯恩斯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