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③
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④。几天后他又写道，“没有谁会比我更感激哈耶克”⑤。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两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⑥
波普能在战后保住高级讲师的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⑦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１９６３）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不大情愿称为哲学———我觉得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领域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关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诺伊拉特思想传统的科学专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太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摆脱它确实费了很长时间。我是在离开维也纳并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贝尔勒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经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家、经济理论家泰伦斯·哈奇逊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历程。哈奇逊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１９３６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第二期哈耶克”则始于１９３７年，融会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给定的。经验发现可以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乃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逊引用过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⑨
哈奇逊说到，在１９３５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所写的导论中，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即：“１．‘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驳斥不倒的；２．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⑩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逊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11｝。哈耶克１９３７年写的《经济学与知识》就是打算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然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起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自己进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忆他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的那篇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叙述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说什么。但对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这个方向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12｝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５０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逐渐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热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占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占有整个世界的领土的将近一半。
战后，哈耶克到吉尔布拉塔（Ｇｉｌｂｒａｌｔａｒ）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了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将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从前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１９４７到１９４８年间：
我有幸听了哈耶克的一门课，讲授“经济学史导论”。在讲课的时候，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很吸引人。他讲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分２０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他的书目的作者有亚历山大·格雷，爱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瑞斯特。他也向我们推荐埃利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用了八堂多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哈耶克总是强调早期的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赖丝·哈钦森也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的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