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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经济学院对２０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西德尼·韦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开始阐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中的一篇《储蓄的“悖论”》？鄢（１９２９）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了威廉·特鲁凡·佛斯特和瓦蒂尔·凯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下降。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佛斯特和凯钦斯悬赏让大家来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５０００美元的赏金。１９２５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来自２５个国家的五十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４３５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４０位着有经济学专着，５５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及“大英帝国最富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②。
哈耶克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假说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的速度。到了一定时间，就无法继续支撑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因为在经济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了一定时期，通货膨胀会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从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威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低到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间形成的比率之下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经济结构就会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时间被清除。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爱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间的往来”③。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里高利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于是，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忘却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坎南发挥了无人可以比拟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经济学院创办于１８９５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西德尼·韦伯的设想创建的，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华莱士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中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１９５１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④
在坎南于１９３５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同事鲍利撰文指出， “在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象一直就呆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⑤。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最重要的的系？穴指经济系———译者注？雪的思想环境”。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而坎南却更愿意做个异端，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的思想与哈耶克本人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演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⑦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位伟大的经济史家。
坎南对政府的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开化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绝对需要存在一个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的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⑧因而，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道路、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国家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国家也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⑨。他属于亚当·斯密（他也是位大学者）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相当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的传统建立了密切关系。我曾经对他的著作写过书评，也非常喜欢那些书，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我会更自在。”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的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11｝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跨国界的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因此而坚定地拒绝谈论什么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不提国家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拒绝经济民族主义”｛12｝。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2）
１９３１年１月底到２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