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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人眼里，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用家长特别操心的好孩子。甚至连“请家长”这样小学里司空见惯的 沟通方式，在我身上竟也为零记录。老师更多的是差派我去请别的同学的家长。我记得只有一次，五年级的 时候，我和同学上课捣乱，互相往脸上画圆珠笔道，被老师勒令“必须请家长来一趟”！中午，在老师办公 室里，我低着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才终于被赦免。
没有人知道，我不想母亲来学校的真实原因竟是：我怕他们丢我的面子。
这其实已经是对父母无可补救的最大伤害了。
我为什么不能让母亲在家长会上亲耳听到老师对她的好儿子的表扬呢？让母亲可以在人前因儿子而感到 骄傲？让长期在困顿的生活里挣扎的母亲，偶尔感到一点欣慰，怎么就不行呢？我那自私而且阴暗的小小虚 荣和所谓“尊严”，难道要让父母作为“家长”的权利也享受不到吗？
无数次作文里，那个被我夸饰（改装？）了的“教育我，帮我改作业、讲人生”的《我的妈妈》，根本 就不是我的妈妈。这么多年，我竟没有在文字中还原出一个我真实的母亲。直到我长大成人，适逢母亲节前 夕，一本杂志约我也写写《我的母亲》，母亲的形象才第一次在我的笔下，还原为我那真实和伟大的母亲。 这是一篇整整迟到了20年的命题作文。“交卷”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并因20年对母
亲撒的谎羞歉不已。
4．
母亲比父亲进城晚。虽在北京这座城市住了近五十年，但一口乡音仍浓重。母亲一生养了六个孩子，最 后只留下了我们姐儿四个。排行最长的我的大哥，如果活着现在也有五六十岁了吧。常听父亲念叨，我来这 世间，还有着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
在我上面已经有了四个女儿，这使一向重男轻女的父亲从此彻底绝望了，整日里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的样 子。更悲哀的是，三姐打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先天性心脏病。
人口多，女儿多，等着吃饭的嘴多，就指着父亲一个人挣工资养家，哪还有钱给三姐看病呢？不停地打 针吃药，连人民医院的老大夫都认识父亲母亲了，甚至劝他们，不行就别治了，这病没个治好。首先要花一 大笔钱（她们考虑，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也难为支付），即使活下来，将来也结不了婚，一辈子都 得靠父母养着。父亲那年已经五十岁了。他想是啊，老三还没成人，他已经老了，上面几个姐姐将来有一天 都嫁出去了，谁来照管这个病孩子呢？
但父亲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坚持着。只要孩子活一天，就得拼尽全部力量，给她治病！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父亲为了三姐的病，把什么都搭进去了。
但他也得到快乐。父亲后来对我说，每天下班回到家，三姐就跟四姐（我现在的三姐）大老远迎着父亲 跑过去，扑进父亲怀里。父亲一手一个，把她们抱回家。
父亲说，看到别的孩子拉着鸭子车，嘎嘎地神气活现地在街上跑，家里穷，没钱买，三姐就学着别的孩 子的样子，用线绳绑个毛巾，在后面拖着……父亲看在眼里，他说，“真是扎我的心啊！”父亲为他没能力 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而愧疚不已。
每到吃饭的时候，父亲看着手边这个病孩子，我的三姐，眼泪直往碗里掉。他吃不下，对着似懂非懂的 老三，叹气道：“哎，将来爸爸死了，谁管你呢？——”
“你要是能换个弟弟来也好啊！”
这被父亲认定是他一生说过的最错的话，他为此感到深深自责。
转了年的正月，我出世了。
男孩，七斤多重，老疙瘩。父母喜出望外。
又过不到半年，三姐终于不治而死，年六岁。我对死去的三姐毫无一点记忆。
父亲说，是他当初那句无意的错话，让老天爷真的把三姐收回去了，换来了我。他一辈子打心里对不起 我的三姐。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
每每看到老两口当着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泪水涟涟的情状，都让我感到一阵疼。我也觉得三姐是为 我而去的。所以我更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个人的，它好像冥冥之中有很多莫测的因果。因此，任何人 也没有权利慢怠它。
5．
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和现在很多养尊处优的“家庭妇女”的概念不同，那个时候，家庭妇女意味着 要照顾一大家子的吃喝穿用饮食起居，操持所有家务。并不比上班轻松。有一阵政府号召“人人都有一双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工厂几次来家动员母亲参加工作。没办法，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由大的带小的 。父亲下班回家一看，几个孩子一个个哭天喊地地可怜状，痛下决心：不让母亲工作了，就在家带孩子。母 亲上了三天班就不上了。也为此付出了没有任何退休和医疗保障——的沉重代价。
母亲粗手笨脚的，不是那种灵巧而爽利的女人。但母亲也在倾其所能，为我们这个家尽她的所有努力。 替人家糊纸盒、拆洗棉衣、靠垫、搬运冬储大白菜、扫花……都干过。母亲凭老实、不惜力气，挣一点钱贴 补家用。所以才有儿女们的今天。
棉大衣拆下来，满屋子飘着破棉絮和呛人的油泥味。我帮她把拆下来的扣子用线一粒粒穿起来，当玩具 在手里来回摆弄。母亲的哮喘病大概也是那个时候，经常闻这些恶心的异味落下的，一到冬天就喘得下气不 接上气。
印象里小时侯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没有洗衣机，母亲要把那些腌攒的棉大衣一件件浸泡在大盆的冷水 里反复搓洗，再钭几过。母亲枯瘦的双手因长期浸泡在冷水里而变得僵直，发白的皮肤被大衣染成淡淡的蓝 色，怎么也洗不掉……
夏天，槐花开了。满街都飘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
馨白的槐树花可做药材。我小时侯对这种花的记忆，就是随母亲一把一把地扫落在地上的槐花，回家晾 干，装麻袋，再坐车到很远的收购站卖掉（那时觉得远，其实就是从西四到新街口外的小西天的距离）。
剪树上的槐树骨朵儿要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即在长竹竿顶端绑一把剪子，剪子的另一只把儿上系一根绳 子直到手上，为了操作灵活。高的树枝够不着，要站到三轮车上举着竹竿往下剪。通常是父亲剪，母亲带我 和几个姐姐，俯在地上扫，扫慢了还要担心被车或人碾轧坏了。
不仅槐花，还有一种叫榕花的，也是药材，现在在北京这种树已经不多见了。树冠阔大，花色为淡红色 ，毛茸茸似蒲公英的小伞，可爱极了。母亲常带着我，到人民医院的院子里和故宫的筒子河边拾榕花。一斤 晾干的榕花能卖两毛钱，有时还会因为里面有潮湿的水分而被压价，或干脆打回来拒收。老实善良的母亲从 不与人争辩，而是扛回家，继续剪，继续晾……
第七章 三年，换了七个保姆
1。
前几年，热播过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剧情颇显喜剧风格。但在现实 生活中，具体说在我家里，短短31个月更换了七个保姆，却绝无轻松可言，而是让我们深深领受了与保姆相 处过程中的种种辛苦与无奈。
七位保姆先后是：徐姐（38岁，湖北），小马（21岁，山东），小任（20岁，甘肃），小王（19岁，甘 肃），刘姐（39岁，山东），王姐（37岁，甘肃），小何（31岁，陕西）。
早在接父母回来住之前，我和妻子就设想过，今后家里就要多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会不会因此别扭 。我们谁也没有过家里请保姆的经验。小时工倒是偶尔请过，但吃住在家里，日夜厮守在一起，却要打此首 开先河。
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特意把原来的餐厅部分打成隔断，四米多的面积，准备用作保姆卧室。花150元 从家具城拉回一张折叠单人钢丝床，一切准备停当。
看来是我们对形式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