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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节
在这幢我住了八年多的房子里，现在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纸箱，有的敞开着，有的装了一半，四周都是从书架上、抽屉里拿下来的东西。家具已经都搬走了。我一直就不喜欢那些沙发和双人椅，但巴巴拉希望把它们摆在她底特律的新公寓里。我会在一月二号搬到市区的一处新家，地方不错。房产中介说，我能租到那房子很幸运。我决定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慢慢来。
奈特已经去了底特律，这些收拾打包的任务简直没完没了。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样东西都勾起我的回忆，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充满痛苦和忧伤。当我在某一个地方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会换一个地方。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起了马蒂·波尔希莫斯当初在搬家时的情形。在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周，我发现父亲在收拾整理家里的东西，而这个家是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抛弃了的。他当时穿着一件无袖的背心，大大咧咧地把自己过往生活的见证装进一个又一个箱子。他在房子里到处走动，遇到堆在路中间的纸箱，会一脚踢开。
我上周接到了马蒂的消息，他给我寄来一张圣诞卡，“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顺利的消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大声笑了出来。唉，这个孩子确实很奇怪。我把卡片扔到一边，但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在客厅翻箱倒柜，想找到写有他地址的信封，我想给他写封回信。
我从来没有给我父亲写过信。在他离开家去亚利桑那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偶尔给他打个电话，那是因为巴巴拉拨通了号码，把话筒塞给了我。他根本不想同我说话，也不愿意跟我说他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没有必要。我知道他当时在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在一家当地的面包店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他觉得亚利桑那州很热。
那个女人叫旺达，后来，是她给我打来电话，通知了我父亲的死讯。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它带给我的震惊却让我一天都无法忘记。父亲曾经是那么强壮，我一直觉得他能活到一百岁。旺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她是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我的电话号码的，她坚持让我去她那里，处理父亲余下的一些东西。当时，巴巴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但我们都认为，这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于是，我们便去了亚利桑那州。旺达是纽约人，快六十岁了，个子很高，长得并不难看。她说起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口下留情”，我一到，她就告诉我，实际上她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搬出去了。父亲的死讯是面包店的人打电话告诉她的，他死于冠心病，他们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亲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他找到你。真的，我跟你说。”她喝过了几杯酒后说，“他就是个浑蛋。”
我开玩笑说，这句话应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但她并没有觉得好笑。
她留下我一个人整理父亲的东西。父亲的床上有几双红袜子，衣柜里有六七十条男士的紧身裤，红黄相间的、条纹的，圆点的，菱形花纹的。看来，在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嗜好。
门铃响了，我突然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我觉得应该是邮递员，我很想和他聊两句。
“利普兰泽，是你啊！”我站在门口和他打着招呼。他走进门，跺掉鞋子上的雪。
“家里不错啊！”利普兰泽一边看着狼藉的客厅，一边说。他站在门口的脚垫上，递给我一个小包，上面还系着一个绸缎的蝴蝶结，包裹本身比那个结子大不了多少。
“圣诞礼物。”他说。
“你太客气了。”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互送过什么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开心一下，奈特已经走了？”
我点点头。我昨天把奈特送到了机场，他们让他提前登记。我想陪他一起上飞机，但奈特不让。我站在登机口，看着他穿着深蓝色的球衣，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好像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梦境里。他到底是我的儿子，他没有转过身朝我挥手。我心里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啊！
利普兰泽和我对视片刻。我愣在那里，忘了接过他脱下的外套。太尴尬了，我最近和谁在一起都是这样，无论是在大街上碰到的人，还是很熟悉的熟人，我经常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我永远也预料不到的事。大家也都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说虽然你妻子离开你了，但至少你没有被判谋杀，这话怎么说好像都不太恰当。
最后，我终于回过神，递给他一瓶啤酒。
“你喝，我就喝。”他一边说，一边跟我走进厨房，厨房里一半的东西也都已经装进了箱子。
我从橱柜里拿出一只玻璃杯，利普兰泽指了指他带给我的礼物，我已经把它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我想看着你把礼物拆开，我准备很久了。”
礼物包得很仔细。
“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包礼物包得这么严实的。”我说。
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子，盒子里塞着一个信封，信封上贴着红白相间的证物条。我撕开封条，正是那只在审判期间消失不见的玻璃杯，那只从卡洛琳家里吧台上找到的玻璃杯。我把杯子放在桌上，退后一步？我再怎么猜也没有猜到这一幕。
利普兰泽在自己口袋里摸了半天，拿出一个打火机。他拿起证物信封，打火点燃，然后把烧着的信封扔进了厨房水槽。他把杯子递给我，上面全是蓝色的指纹粉，三个指纹印还在上面，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把杯子迎着窗外的光线看了很久，很想看出到底哪个是我右手的大拇指，哪个是我右手的中指。我一边盯着杯子，一边同利普兰泽说。
“这是个问题，我到底是应该觉得感动呢。”终于，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还是应该生气呢？”
“这话怎么说？”
“隐藏凶案证据是重罪，利普兰泽，你这个错犯得可不小。”
“没有人会知道的。”他把我刚刚开瓶的啤酒倒进杯子，“再说，我什么都没有做，犯错的是他们。你还记得，他们让施密德来取走所有的证据吗？他当时就没有拿走这只杯子，是我把杯子送到迪克曼那里的。第二天，我接到化验室的电话，说已经化验完了，我可以把杯子拿走了。我到化验室的时候，拿到了杯子，结果发现居然有人已经签收了，‘证物已归还’。你知道吧？我是想把杯子放回去的。但是，当时我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所以，我就把它扔进了我的抽屉。我想，迟早会有人来找我要的，但没有人来找我要。这个时候，莫尔托又糊里糊涂的，没有把证物和收条进行比对，就在所有的收条上签了名字。三个月之后，他只能自食其果，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利普兰泽举起酒杯，把里面的酒差不多一口喝完，“没有人知道这只杯子到底在哪里。他们说，尼可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还让他们把地毯都全部掀了起来。”
我们笑了，我们俩都笑了，我们太了解尼可了。我们想到了他激动时的样子，可以看到他头上秃顶的地方变得通红，脸上的雀斑也更加明显。我们笑过之后，是一阵空虚的沉默。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生气吗？”最后，我终于问道。
利普兰泽耸耸肩，举起啤酒杯。
“我生气的是，你居然会认为是我杀了她。”我说。
他已经料到了我会这么说，他压根儿没有退缩，他在开口说话前打了个嗝。
“女人都是祸水。”
“所以，你觉得我杀她是对的？”
“那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她？”利普兰泽问。
这，当然才是他来的原因。如果他真的只是想帮我，那他在某次钓鱼的时候，就会拿着这只杯子，把它扔进深不见底的湖水，但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他，所以，他把这只玻璃杯拿来给我，让我知道，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你觉得是我杀的，不是吗？”
他喝着啤酒。
“有这个可能。”
“别瞎扯了。如果你觉得只是可能，你会这么刨根问底吗？”
利普兰泽直直地盯着我，他的眼珠是灰色的，显得很清澈。
“我身上没装什么窃听器，你知道的。”
“就算你装了，我也不在乎，我已经被判定无罪了。按照刑法规定，同一个案子不可能提起两次诉讼。我就算是明天在《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