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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就连我八岁的儿子也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
“是的。”
“不怕。”
“为什么？”
“就是不怕呗。不要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好？”他抬起头，从棒球帽檐下，眯着眼睛看着我。
“怎么说？”
“他们会开庭，然后你去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唉，我的心要爆炸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肩膀，他对他妈妈的这种信心让我无比惊讶。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才能让他如此坚定地支持我。有时候，巴巴拉一个人做到的事真让我觉得是个奇迹。作为一家人，我们之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奈特，而他最爱的是他妈妈。虽然他才八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乱发脾气的时候，但在他妈妈面前的那种乖巧懂事，是他从来不会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他只允许她一个人长时间地抱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交流和亲密关系，似乎比其他母子之间的关系都要深厚。他更像她，而不像我，很容易就兴奋，也很聪明，但有时情绪会阴沉，会自闭。而她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所以，当她说她不可能对另外一个小孩再有同样的感情时，我相信她的话。
他们俩彼此分开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去年夏天，巴巴拉去了底特律四天，去看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叶塔·格拉芙，她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巴巴拉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但奈特还是整天闷闷不乐。晚上，我只有和他一起想象他妈妈和叶塔现在在干什么时，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她们这时候应该在一家很安静的餐厅里吃饭。她们吃的是鱼，是加了一点点黄油煮的鱼。她们一人喝了一杯红酒。等到吃甜点的时候，她们都会发馋，点一些很想吃的好东西。
“馅饼吗？”奈特问。
“嗯，馅饼。”我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儿子，一边想着他的妈妈正在吃甜点，一边安静地睡去。
第二十四节
“嗨！”马蒂·波尔希莫斯说。
“嗨！”我回答道。当我从楼梯间转过弯，第一眼看到这个长头发的人影时，我还以为是肯普，因为我和他约好了要在这里碰面。实际上，却是这个孩子，这几个月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我们站在卡洛琳公寓外的走廊上，看着对方。马蒂伸出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倒好像很高兴看到我。“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最后，我终于开口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拉伦法官让我们查看案发现场的法庭通知复印件。“我收到这个了。”马蒂说。
“哦，我明白了。”我大声说，“这是程序。”法官让我们通知现在管理卡洛琳公寓的律师，一个名叫杰克·巴克利的前检察官，他显然把这份通知又转给了马蒂，“如果你不愿意我们进你妈妈的房间，翻看她的东西，你可以向法庭提出反对意见，不必自己来的。”
“没关系。”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似乎还微微弓着腰，身体前后摇晃着，但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想和他多说两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要退学了回家。”
“我退学了，也回家了。”他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是被学校劝退了。我的物理没及格，英语只得了D，我原本以为英语也会不及格。六周前我就回家了，昨天才开车回到这里收拾东西。”
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我说：“我原本以为你会顺利毕业。”
“嗯，现在也还不错吧！我自己反正是这么觉得。”
“你爸爸是什么态度？”
他耸耸肩。
“他不是很高兴。尤其是我的英语拿了D，好像让他挺伤心的。但他说，我这一年过得挺难。我应该自己努力一段时间，再重新回学校。”马蒂朝四周看了看，但其实也没看什么，“反正，收到这个通知后，我觉得我应该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孩子，“不恰当”。他就这么出现在他妈妈被杀的公寓外面，还和所有人都认为是杀人凶手的人在聊天。有那么一秒钟，我甚至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但那张法庭通知上的标题是那么明白：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再说，他也不可能没看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很久。
但我没有机会细问，肯普已经来了。我听到他上楼的声音，他在和什么人争吵，当他走过楼梯转角时，我看见了那个和他争执的人——汤姆·格勒登尼，是个大块头的警察，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他。格勒登尼是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白人，颇有些种族主义，也从不开玩笑。他的所有行为观点都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生来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而且还是一名警察。他对别人的态度就像对外来的敌人，对我，也不会例外。他讨厌的人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肯普正在跟格勒登尼解释，当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他不可以跟着我们进去。但格勒登尼说，莫尔托跟他不是这么交代的。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让格勒登尼下楼去打电话问清楚。他走后，我向马蒂·波尔希莫斯介绍了肯普。
“你说得对。”格勒登尼回来的时候说，“法庭的通知确实是那么说的。”但他说“那么”两个字的时候，还是心不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