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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第二十一节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总觉得这些律师都有着自己紧密的小团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通风报信。斯特恩告诉我，在尼可刚刚上任后不久，他就传讯了雷蒙德，雷蒙德以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借口回绝了。斯特恩说，他是从一个很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既然如此，我猜雷蒙德和尼可之间应该还是相互敌视的，但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又表示他可能还知道别的什么事。但不管是谁告诉了斯特恩雷蒙德出庭的真正原因，斯特恩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雷蒙德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在走往他办公室的路上，雷蒙德就迎了过来，他穿着衬衫，没有穿西装。
“斯特恩、拉斯迪。”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又长胖了，腰围那一圈的衬衫被撑得有点紧，“你们之前没来过这里吧？”
雷蒙德带着我们逛了一圈。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大公司一样，出于规避税收的原因，都装修得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雷蒙德给我们介绍了墙上的画，我猜那些画家的名字他大概也只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什么斯特拉、琼斯、劳森伯格之类。他指着一幅全是波浪线和正方形的画说：“我最喜欢这一幅画。”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九或十米长的桌子，是用一整块绿色孔雀石雕成的。
斯特恩问起了雷蒙德的工作状况，雷蒙德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处理各种联邦检察院方面的工作，还不错。”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客户把绳子有问题的降落伞卖给了国防部，现在正在打官司。完全是由于疏忽。”雷蒙德带着一个邪邪的微笑对我们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雷蒙德的办公室。他们给他安排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但是面朝西南，风景极好。雷蒙德的荣誉墙也搬到了这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挂在正中间的是雷蒙德任职检察长时站在讲台前的大幅照片，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四十多个人，我也在里面，不过是在右边的角落里。
雷蒙德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叫皮特还是别的什么名字，是雷蒙德的助理，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将记录下我和雷蒙德会面的全过程。如果以后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内容出现了争议，那么将由他来作证。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雷蒙德让秘书把咖啡送进来之后，便开口问。
“首先。”斯特恩说，“我和拉斯迪都很感谢你抽空和我们见面，谢谢你！”
雷蒙德挥挥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话有点奇怪。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也很想帮忙，让我们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拉斯迪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他听着就好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朝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