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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生气，或会对他产生误解，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相信。”他说，“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方面，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麦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师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个阿根廷裔犹太人，很绅士，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温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也很完美。作为辩护律师，他总是彬彬有礼，又一丝不苟，于是，我们也决定根据他的低调风格行事。我们摆出物证，请了多名医生作为人证，还拿来了温德尔的体检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检方就下场了。斯特恩上场，他叫来一位心理医生，医生作证说科琳·麦克加芬的本性其实非常温和善良。然后，斯特恩又打破辩护的常规，让被告自己出庭，她当然否认了一切，然后她的丈夫又来作证，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还坚持说他当天目睹了温德尔自己摔下去的全过程，他说他妻子对儿子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一个高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用隐晦的方式向陪审团传达信息，这条信息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或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当黑人受害者指认白人被告时，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恳求，而现在，它就是一种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斯特恩是想让陪审员们知道，科琳·麦克加芬的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谅她，那为什么陪审员们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对工作的专注给了我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发现，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欢这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当她来到我身边时，我才会猛然醒悟，甚至惊讶自己的控制力。但这样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价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无能为力了。在询问证人、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我都必须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拜托，现在不要再想她了，但还是想她。我仿佛是在一种恍惚的现实中行动，在各种炫目的虚幻间摇摆，在时时强烈的自责中纠结，而当她出现的时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毫无办法。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加班。”温德尔的案子快要结案了。戴瑞尔又出庭作证了。老实说，这个男人一副软弱哀怨、没法面对现实的样子很打动人。卡洛琳马上要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一方律师对对方证人进行的可诱导性的询问。——译者注），她非常兴奋。这个案子很受媒体的关注，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记者，好几家电视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关的报道。而交叉询问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它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巧的技术：我们必须削弱戴瑞尔作为一名证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陪审团会同情他，因为，毕竟他是在努力挽救自己破碎的家庭，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做的。所以，卡洛琳在一直思考要如何进行这次的交叉询问，她在我面前，把所有的问题不断演练、反复修改。她穿着丝袜和长长的套裙，每次在很窄的地方转身时，裙子就会轻轻地转动起来；她一边轻快地迈着步子，一边反复琢磨着最恰当的语气和要询问的问题。
“办公桌上是我们晚上吃的快餐的盒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档案记录。例如戴瑞尔上班的出勤表，这些表格表明他的工作很忙，不可能完全清楚家里所发生的情况，还有孩子的医院体检结果，孩子的老师以及他一个阿姨的证词，我们正对每一个问题反复推敲。‘不，不，语气还要温柔一点儿，再温柔一点儿。麦克加芬先生，如果温德尔把自己受的伤给了学校的老师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吧？像这样。或者可以再问三个问题：你认识贝弗莉·莫里森吗？如果我告诉你她是温德尔的老师，你会不会有点印象？你知道莫里森老师在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已经和你妻子讨论过温德尔的身体状况了吗？’”
“温柔一点儿，她说。”
“是，温柔一点儿。”我说，“别离他太近，别在法庭上走动太多，不然看上去会有点怒气冲冲的感觉。”
“卡洛琳很兴奋，她把手从桌子上伸过来，举得很高，抓住我的两只手。”
“这一次询问会非常顺利，她说，然后，她用深绿的双眸盯着我，时间有那么一点儿长，长得让我刚好知道，我们已经在那一瞬间远离了手头的案子。我突然开口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没有那么大声说过话——但突然，我就开口了，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可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卡洛琳？’她笑了，就那么转瞬即逝的一个微笑，却散发出令我眩晕的光芒，她说‘现在还不行’，然后，她又回过头去研究交叉询问的问题去了。”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尼尔林，我坐在黑暗中，一路沉思，街边不时掠过的路灯间或照亮着我的脸，“现在还不行。”我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明白了。
但至少，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我渐渐意识到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它证明了我没有疯，我没有陷入自己的想象，我们之间确实在发生一些什么。我们说到了某些事，而我那种骚动、迷惑、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变化。我坐在公交车最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在黑暗中，开始渐渐清醒，我知道，我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领域，我开始感觉到恐惧、纯粹的恐惧。
第七节
门外写着B工作室，我走进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场馆，像个小型体育场。这里的光线是淡黄色的，墙壁上也贴着黄色的瓷砖，看上去在隐隐泛光。这里像是奈特就读的小学：一排排的洗漱台，然后是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白色小木柜，显然是学生的储物柜，一个年轻的男孩正在窗户边的画架前画画。当然，我也曾经在这所大学待过很长时间，认真想一想，那些年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我很怀疑我之前有没有来过这里的艺术中心，如果隔壁的礼堂不算艺术中心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来过，倒是隔壁礼堂，巴巴拉以前有时会拉我来看话剧。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有点迷惑，自己怎么在这里。我认真想了想，还是应该派利普兰泽来里的，然后，我开口了。
“你是马蒂·波尔希莫斯吗？”
男孩从画架上转过头，脸上露出焦虑的表情。
“你是警察吗？”
“我是检察院的。”我伸出手，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马蒂把画笔放在桌上，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管一管的颜料盒，还有装着石膏粉的白色瓶子。他拿起衬衫的一角，擦了擦手，才同我握手。好吧，马蒂是艺术系的一名学生，满脸青春痘，满头棕色的小卷发、很多很密，衣服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颜色，长长的手指甲下面是各种颜料和泥土的混合物。
“他们说过，也许还有其他人要来找我。”马蒂告诉我。他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孩子，大概是太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吧。他问我想不想喝咖啡，我们便走到放在门边的咖啡壶旁。马蒂把两个杯子里倒满咖啡，然后又把杯子放下，在自己口袋里摸零钱。最后，我扔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到储钱罐里。
“是谁？”我们站在门边，吹着手中杯子里的咖啡，我开口问，“是谁说还会有人要来找你？是梅可吗？”
“雷蒙德·霍根先生，他说的。”
“哦。”然后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和马蒂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尴尬的时候大概还会有很多吧。我对他解释说，我是被安排调查他妈妈谋杀案的副检察长，我是从学校班主任那里拿到他的课程表的。星期二，下午一点到四点，独立艺术工作室。
“我只是想来见见你，看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
“行啊！没问题，你随便问。”马蒂说。我们慢慢走回到他的画架前，他坐在窗户下面宽敞的窗台上。从那里，可以一直看到学校的外面，看到火车铁轨一直延伸着穿过市中心，像一道巨大而显眼的伤疤。马蒂就看着那个方向，我也看了一会儿。
“我不是很了解她。”他告诉我，“你听说过我的事吧？”他问这个问题时，眼睛飞快地转动着，我不确定他希望我说有还是没有。当我说我没有听说过他的事时，他点点头，把视线转开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他简单地说，“如果你想知道整件事情，我爸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