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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负责人会议前的几分钟，我穿过办公楼大厅，来到卡洛琳的办公室，这里已经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味道。卡洛琳从后勤处要来的那张大办公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一个硬纸箱——两个旧的粉饼盒、速溶汤粉、一包面巾纸、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还有她原本挂在墙上的学位证书和律师资格证。从仓库拿来的纸箱像金字塔一样，全部堆在房间中央，让整间办公室一看就是无人问津的样子，一周来堆积的灰尘也散发出一种隐隐的腐坏气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树叶上的尘埃。
卡洛琳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据档案夹上的编码，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二起这样的案子还在等着起诉或审判，这些档案都是我在她那个古老橡木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卡洛琳对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责任心。当她谈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经历的恐惧时，她身上光艳照人的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坚强和愤怒。她所处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一个大学医院的实习男医生在给女病人做体检时，趁机强奸了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曾经前后三次接受他的检查，最后才来报案。一个强奸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坦白她认识她男朋友的经过竟然是因为他撬开她家的门强暴了她，她还说，当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以后，她觉得他看起来很帅。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卡洛琳对这份工作只是一时兴起，但她却坚持了很久。我查找着她所有的案件资料，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也许，六天前卡洛琳被杀的这个案子是凶手在模仿某个邪教的仪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办的某个案件。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十三个名字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新的文件也没有带来任何线索。
我要去开会了，但心里似乎还有什么事在烦扰着我。当我再一次看着那张打印名单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案子的资料没有找到——那是一个B类案件，根据州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分类，这是指涉及执法官员受贿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会处理自己范围之外的案子，而B类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别立案调查的。所以，在分配B类案件时，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处理。一开始，我想，这个案子会被列在名单上大概是电脑弄错了。但我到处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的相关档案，而且它还被标注为“未定”，通常这就意味着调查结束，但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屉，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类案件的打印清单，但这个案子我那里也没有。实际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夹之外，就连电脑系统中都找不到这个案子的任何资料。
我在记事本里写下：B类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亚站在门口。
“天哪！”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板回电话了。”大老板，当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处找了个遍。他留了言，让你一点半在德兰西俱乐部和他碰头。”在竞选期间，雷蒙德和我经常都是这样见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饭，还没有开始下午的演讲之前去找他，向他汇报办公室里的最新情况。
“梅可呢？她有什么消息？”
尤金妮亚念着手上的纸条，“一上午都在街对面。”毫无疑问，她是在市区分院监督新检察官的工作。
我让尤金妮亚把会议推迟半个小时，接着，我来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楼正在进行庭审。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们能否获得保释，这里还会审理一些小的违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证据预听证会。在上诉庭或投诉庭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为副检察长前的第二或第三个阶段。我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才被派到重案重审庭。现在，我很少回到这里，因为在这里，那些罪恶总是显得那么真实，连空气中都仿佛有一种痛苦在挣扎着、颤抖着、呐喊着。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